2012年6月3日下午，我再次去哈佛校园，打算做最后的努力，去孔飞力办公室留一封信。自此，我寻找孔飞力已经有整整一个月了。
2012年4月，《叫魂》在国内出版，国内一家媒体邀请我给孔飞力做一个采访，我便开始了寻找孔飞力的过程。然而，动用了国内国外的许多老师同学和朋友，都无法找到孔飞力，发去的邮件杳无音讯，得到的一些零星消息是孔飞力已搬去一家老年公寓居住，不见外人，甚至他自己的学生也难以和他见面。
此外，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孔飞力是一位非常“private”（私密）的人，甚至很“孤傲”。
最后一次见到孔飞力
从孔飞力办公室出来，路过燕京学社，里面礼堂有人在做活动，在外面贴通知和传单，我很好奇就进去了。第一次，我看到了传说中那些录影，看到了血河和泥肉。
波士顿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在波士顿唐人街牌坊下，树立了世界上第一块1989年天安门运动纪念碑；自1989年来，每一年在哈佛大学都有一场纪念会；甚至就在那天，我第一次听说在哈佛大学，有一门为本科生开设的这样的课程。
那天晚上回家后，我写了一首诗：
今晚我是如此脆弱
沉重的泪水洒满天空
飘落在时间的河流上
它们注定会流进历史
今晚我是如此勇敢
将中国五千年的梦想
写成两个字——自由
它们注定会流进历史
之后，我还是无法入睡，我又紧接着给孔飞力再次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在邮件中，我说了自己的采访原因和寻找过程，以及各种准备，还包括我的这首诗，此外，我还写到：
在《叫魂》书中最后一节，你为中国的官僚制度发出了“谨慎的喝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会对这种官僚制度发出谨慎的喝彩？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种种疯狂是否与中国官僚制度的“制衡”作用的缺失有关？当下中国政治问题层出，比如官员腐败问题、司法不公与维权人士问题等，是不是也与这种缺失有关？
最后，我在信末引用了我在六四23周年纪念会上看到的一句话：“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发生，而遗忘等候一旁，觊觎他们的再一次死亡。”
发完邮件后，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努力寻找孔飞力。对此，我并不报以希望，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往这个邮箱已经发过好几次邮件。
谁知，两天后，突然发现邮箱里有一封发信人为“Kuhn”的邮件，孔飞力回复了！在邮件中，孔飞力解释说，这段时间一直病着，无法看邮件，也无法出门。而他对《叫魂》再版一无所知，但表示现在随时可以接受采访，同时给了我他的地址。原来，孔飞力住在距离波士顿15英里（24公里）的贝德福德小镇。邮件中，孔飞力还向我保证，“即便你已经回中国，我保证我们也能弄出来（采访）。”
一个星期后，我背着电脑、照相机、录音笔，与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郭锐一起，去了贝德福德小镇附近一家老年公寓见孔飞力。
将近四年后，2016年的2月15日清晨，在纽约法拉盛的一家家庭宾馆里，我突然得知孔飞力教授去世的消息，当年寻访他的经历一下又回到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便是他突然给我的这封回信。
十年铸一剑，引领中国学
孔飞力是一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锻打的学者。自1964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起至今，其近50年的学术生涯只不过出版了四本书，除开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和《叫魂》，还有两本著作——
一本是2002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小书，是其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时的四篇讲义的结集。书的扉页上写着“纪念本杰明·史华慈”。另一本则是2009年出版的《他者世界中的华人》，这是其90年代中期之后海外华人移民研究的集成。
为了准备采访，我在JSTOR学术资料库中，输入关键词“Philip Kuhn”时，只显示了71条条目。
我仔细查看了下，其中四篇为学术文章，分别发表于1967年、1977年、1984年、1995年，依次为《太平叛乱时期的团练地方防御系统》、《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跨文化考察》、《区域研究与原则》、《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这四篇文章作者均为孔飞力，那几乎是十年磨一剑。此外，1篇为“Philip Kuhn”纪念1999年11月去世的史华慈教授的文章，20篇为“Philip Kuhn”所撰写的“review”（书评或是评论），30篇是其他人撰写的关于“Philip Kuhn”的“review”（书评或是评论），其余16条与“Philip Kuhn”几乎没有多大关系，只是文章提到这个名字。
然而，孔飞力的学术地位正是由这几本书和几篇文章所奠定的。
1977年9月19日，孔飞力的老师史华慈教授，给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 (Henry Rosovsky) 写了一封推荐信，在信中他说道：“如果以我个人的倾向来界定孔飞力教授，我认为他的研究是精当的，因为虽则如此，他的研究领域决不是狭窄的。他的第一本书就奠定其在19世纪中国地方政治和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先驱地位，目前他又企图把研究领域拓展到20世纪。正巧研究生们颇不满于，当前全球性大规模的，对中国社会和政治一般性的泛泛而谈；他们渴望研究区域的、地方的、乡村的历史，当然我极力推荐孔飞力还不仅仅是基于他的研究领域比较‘时髦’，更是由于他的作品显示出他的惊人的博学，一种对于理论和比较方法的深切的关注，以及优秀的智力精确性。……”
这封信编号为“ACC#14133，BOX16”至今保留在哈佛档案馆。也正是在这封推荐信的背书下，1978年秋，博士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十五年之久的、时年45岁的孔飞力重新回到哈佛大学。
这一次，他接替老师费正清，继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历史讲座教授职位。也正是在这一年，孔飞力加入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的撰写。接着，1980年至1986年，又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在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第二代美国中国学学者代表之一，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费正清的接班人。比孔飞力小一岁却早五年入费正清、史华慈门下的师兄保罗·柯文，在其1984年出版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对师弟孔飞力的评价几乎与他们的老师史华慈一样。在他看来，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几乎体现了当时美国史学新思潮新取向的所有特点，“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
与费正清、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国学研究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不同的是，孔飞力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则“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也正是在1984年，51岁的孔飞力再次来到北京，发现了乾隆时期“叫魂案”的资料。1990年《叫魂》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即获得该领域最高奖“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评语是“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
而另一位著名美国中国历史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纽约书评》中给予的评价是：“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这正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孔飞力。
忧心中国重回文革
见到孔飞力之后，我们一起聊了三个半小时。已近耄耋之年的孔飞力虽然说话缓慢，思维却非常清楚活跃，且幽默风趣、直爽痛快。对当下政治时事，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时事，异常关心。
当时，正值陈光诚到美国，孔飞力对此事也很关注，他非常惊讶陈光诚会被允许到美国来，同时也为中国维权律师和陈光诚及其家人的遭遇感到难过和愤怒，“没有比获得人权更难的事情了。”但同时，孔飞力依然坚持他一贯的观点，认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比中国和美国区别更大，或是完全相反。”
“我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最后，最后一行，我是这么说的：‘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可行的。但是，即便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只能期待中国的宪政议程由他们自己去指定，而不是我们。’当然，你也可以对此做另一种解读。”
访谈中，孔飞力特别强调了《叫魂》最后一章：“这一章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结论。传统是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即便是乾隆他也无法逃脱。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章中，孔飞力为官僚制度作出了“谨慎的喝彩”，同时也谨慎地解释说：“别忘了，当时这句话写于文革刚刚结束。中国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换一句话说，那时的中国确实需要邓小平这样的人。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人，中国可能会陷入可怕的境地。”
“当然，我并不是说邓小平是一个完美的领导者，他当然要为他最后几年所做的负责。”
在孔飞力看来，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就有些类似两百年前的君主与官僚体制的关系，虽然这种官僚体制不完美，但还是有可能起制衡作用的。
然而，孔飞力依然有些担忧：“当下的中国依然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文革既然可以发生，就有可能再次发生。”
“这也不是中国的特例。你可以看欧洲的二战屠杀，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再次发生吗？我觉得会的。当然会的。你有一个普京或是别的什么人，那么你可能就会有无数个小普京或是别的什么人，你就会有无数的翻版。”
在《叫魂》第一页中，孔飞力写了这么一句话：“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是可怕的（hideous）。”虽然不是很明白这句话，但在孔飞力那里很容易感受到他对学术的激情。1990年代中期之后，孔飞力学术兴趣转向海外华人移民研究，这让许多人好奇。孔飞力对此的回答是“喜欢”。“喜欢”可以说是孔飞力最大的学术动力，已经和他的生活与生命融为一体。这几乎只要看一下他简单的小公寓便能发现这一点。在其简朴的公寓里，散落的书大多与其历史研究和中国有关，在其客厅的小书架上，还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在客厅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副精美的巴斯海峡地图，“那是塔斯马尼亚岛，漂亮吗？”孔飞力问。边上则是一副澳洲中国农场的画像。
若是与他谈话，这种学术激情更是明显了。对于我完全没水平的问题，孔飞力的沉默或是微笑几乎让我汗不敢出，眼角的余光让我如坐针芒。谈到不喜欢的人，他会摆出轻蔑的表情，甚至有时会用shit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过，只要谈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比如美国当下政治与时事或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孔飞力便会兴趣盎然谈论开来，他简单直爽的性格也一览无遗，即便是对自己的老同行，也似乎不是那么客气。
如在谈到何炳棣时，孔飞力说：“中国的人口研究依然没有很好的被理解。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我相信可能会真的很好，不过，我更愿意推荐美国另一位人类学者George William Skinner（中文叫施坚雅——笔者注）研究，他是不太同意何炳棣的观点的，他比何炳棣的研究更有体系，有着更精确的计量，他针对不同省份采用了更加精确的数学统计方法。与何炳棣的研究相比，我更敬畏他的研究，虽然他在某些地方也有一些错误。”
一个多月后，我给孔飞力写信表示感谢，无意中说起唐人街，并表示了自己对波士顿唐人街的看法，这一次，“孤傲”的孔飞力，一反常态，立即给我回复，认为无意中说到了他研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并希望能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若是按照马克思·韦伯的定义，“以学术为志业，用一种冷静的激情自觉从事学术事业的理想学者”，那应该就是孤傲的孔飞力的模样吧。
编者注：孔飞力，原名孔复礼，在今天，在港澳台及国外领域，他的中文名字一直是孔复礼。但在其1979年6月初次访问中国时，当时文革虽已宣告结束，但是“孔复礼”这个名字仍会让人联想到“批孔批林”运动中“孔老二”被钦定的罪状“克己复礼”，于是为了避嫌，孔复礼决定改名字为孔飞力。而此次的访问出行也催生了孔飞力先生的著作——《叫魂》。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2012年《经济观察报·书评》的《寻找孔飞力》一文。）
（罗四鸰，70年代后生人，现居波士顿，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