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印象，谈及家庭时，你俩常常用上『愧疚』二字。作为记者，我很想跟你们重塑伴侣关系的最初，乃至你们现在的状态。一对站在社会前线的夫妇，如何在万难中经营家庭？是有点私人，但请你们考虑。”
去年十二月这通电邮，为我向一对非常忙碌的夫妻档争取到一个跨年访问。黄瑞红是大律师，曾在香港反国教运动的风风火火中绝食，也在很多具争议的案件中留下身影，包括支援占中期间画连侬墙被捕的粉笔少女。
谭骏贤是工党秘书长，廿年来因抗争被捕不知凡几。他最近成功把某建制派议员拉下马，成为新鲜热辣的屯门区议员。
但这趟我们谈的不是社会事件，而是他俩一路走来，从恋人到家人乃至同为父母的伴侣关系——虽然这段关系的背景上，尽是一幕又一幕大时代。
相识大时代
1997年，谭骏贤在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工作，黄瑞红休学一年专注香港大学学生会的组织工作。社会躁动，民间活跃。自自然然，他和她都知道对方。
谭骏贤有这个印象：六月四日凌晨的港大校门前，他跟示威者筑成人链承受警衞冲击，而他们要护送的国殇之柱正架在货车上，车上站着一个手执扩音器的年轻女子。
他偶尔不放心地瞄向她，心想：男生都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让一个女生在那儿独撑着？清晨时份，国殇之柱终于成功竖起，众人欢呼，他特地上前向她鼓励：厉害﹗
今日谭骏贤笑着承认：“现在回想，那时的想法挺保守。”
黄瑞红对那句打气没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我更发现，这位心思慎密的大律师在私事上是不折不扣的小迷糊），她只记得现场兵慌马乱，谈不上任何儿女私情。
她开始留意他，始于那年稍后的韩农反世贸行动。9月21日，五名示威者在湾仔被捕，是回归后首次，引起很大回响。他和她都在其中。
“预备上庭期间最磨人，非常不安，是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从个人前途，到大环境的人权状况，都有很多忧虑。”黄瑞红是港大首位被捕的法律系学生，对于案底会否影响日后执业，当时没人说得准。
而在惶恐中望见谭骏贤，原来会心安。“那时觉得这人真厉害，活像没事儿似的。他不是大无畏的那种，但会实实在在处理事情，冷静清晰，镇得住场面，像身体力行的长辈，让我从观察中学习。果然是高几届的中大学生会会长。”
一边是慌张的小妹，一边是扮演定海神针的大哥哥——我以为这是安慰的最佳时机，但事情没这样发生。谭骏贤说：“那时我也面对很多超乎自己想像的处境。我不是很成熟，也不大懂得安慰，只不过能做的尽量做。”
尽管如此，几个月神奇历程足教他俩愈走愈近。只是两人各有顾虑——谭骏贤走出一段不理想的关系后不久，正享受自由，未确定应否重新牵手；黄瑞红已经有赴澳洲读书的计划，计划中没有归期。
他们犹犹疑疑，脑袋跟心房拉据，但情人节还是相约出来，沿海傍一路从湾仔步行到西环。整个晚上，什么都没发生。
沿途谈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吗？我不禁追问。答案是，话很少，沉默很多，也没搭理不识趣走来兜售玫瑰的商贩，总之小心翼翼，不把关系逾越一步。
好尴尬好尴尬。
两人各自回家后，像被蚁咬。
“人家一个女仔那日肯出来，本身已经是信息，我不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说。
“我不开心，觉得自己实在想不清楚。但那晚以后我告诉自己，听从感觉就对了，反正不把那一步走下去的话，我会更不开心。我是这种人。”她说。
终于，这格画面在黄瑞红的记忆中凝成定格：几日后，尖东海傍，他说：“不如我们试试吧”，然后握着她的手。
痛里明白爱
接下来要进入快镜程式——他俩很快便进入热恋期，也很快开展同居关系，两年间一切都来得很顺，顺利得她不只一次甜蜜地说：“我们真的好合拍﹗”也没把稍后的分离看成一回事……
“我们低估了距离的挑战，也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谭骏贤说。
黄瑞红终于跨越太平洋去念书，距离带来孤独，而孤独又迫逼谭骏贤思考彼此距离——地理外的距离，“我们的话题愈来愈窄，她谈她在律师行的实习，我谈我的工运。我们本来就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日后她是大律师，而我不过是工会分子，会有很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圈子。我想，这些是否也是恋人该考虑的距离？”
犹幸，走到濒临分手前，他俩止步，反过来努力经营。她用反问来测试自己：分手会教我痛吗？这念头果然揪心，“我是透过痛去明白爱的，不知这叫不叫变态……嘿嘿。”
回头看，黄瑞红说，多得那两年，“开始时一切都美，只是不深刻也不够锥心。澳洲的挑战却把两个人完完整整地呈现出来，有恼怒有失望也有吵架……对我来说，这些那些凑起来，才叫爱，也巩固了爱。”
谭骏贤则在危机中发现，他们的关系可以超越分歧－－也许说得明白一点，是阶级分歧。“我平日在屋邨工作见的是什么人？别说几十元吃一个餐，有些连吃都成问题。
但在她的大律师圈子里，几百元一餐是等闲。那时她挑一间比较贵的餐厅一起吃饭，我也有罪咎感。”说时眉头皱得好紧。
“但现在我学会接受，她有她的专业，她的成长背景，她的生活方式；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态度。甚至可以拿来开玩笑了。”
黄瑞红回港后第三年，他俩结婚——结婚是刚巧赶上了SARS后特别平价酒席的最后一班车（那时酒店设宴才六千多元一席），结婚是他被灌得不省人事。
结婚是翌日归还婚纱、拆人礼金、是偿还银行贷款忙得一头烟；结婚是回家后首个睡醒的早上除了累瘫，还有惊讶：怎么一切如常，啥都没变？
原来最大的转变，不来自“丈夫太太”这组新身份，而是“爸爸妈妈”。
强大的荷尔蒙
黄瑞虹用“奇妙”来形容怀孕体验，“儿子在我肚皮下第一趟『蓬～～﹗』的一下动作，现在想来都起鸡皮疙瘩，一辈子不会忘记。”然而，孩子甫出生，事情便急转直下——说的是她的情绪。
谭骏贤记得那是儿子知行出生翌日。趁外母来医院陪伴，他赶到餐厅吃饭，但中途接到舅仔十万火急的电话：“Linda很不妥当，你赶快回来﹗”
他当下胃口全消，匆匆扒进两匙饭，便又跑上病房。原来她正向外母大吵大闹。
“从未试过闹成这样，哭疯了……”她回想时犹有余悸。“我仿佛变成另一个人，其实是很恐怖的经验。而他是受苦那个，把我的黑暗面看全了。”
当时谭骏贤很快便知道，自己进入了很多丈夫都经历过的“黑暗时期”。黄瑞红知道得晚一点，因为她身在局中——那个局叫“强大的荷尔蒙作用”。
“那时她很暴躁，要求高，易怪责身边人。经历几次后，我学乖了，觉得不该再跟她讲道理。她还弄了几个专门放奶樽（编按：奶瓶）的架子，连婴儿床塞入房间，家里像难民营……这些都要硬吞下去。”
无疑是考验，犹幸谭骏贤心态健康，“又或者这样想，如果你同意不该只由妈妈来承受生养孩子的所有变化，那么爸爸承受什么？就是这些啰﹗”
但可曾担心，温柔坚定的黄瑞红从此消失？黑暗隧道没有尽头？
谭骏贤说那时倒没想这些，但她确实慢慢回来了——花了半年。后来某个社交场合上，太太跟老朋友侃侃而谈，自信开朗一如既往，他看着就知道，黄瑞红归位了。
谢天谢地。
“那次我更肯定，在孩子和家庭外，她很需要追求她认为重要的价值，她自己的生活和圈子是她很重要的部份。”他说。
但这不代表实践起来时，没有张力。
“没什么事早点回家﹗”
黄瑞红深刻记得复工第一日的画面：她坐桌前，眼睛横扫房间，那道风景包括一个个厚重的文件夹，跟被困家中是两码子事。“好棒，现在我偶尔也会萌生这种感觉。”
她知道自己离不开工作，但又想多陪伴孩子，两边拉扯得紧，非常痛苦。然后还有丈夫那句：“没什么事早点回家﹗”
这话，常常令黄瑞红一下子火冒三丈。
谭骏贤急得打岔：“如果只是工作我没问题，但你加入了维权律师关注组、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小学校董会、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占中支援律师团……你自己数数看﹗我不是不认同，问题是，可不可以减一点？”
一两年前，这常常成为吵架的导火线，一个想对方多留在家看孩子，一个难以割舍人生中一些有意义的经历。
黄瑞红坦言：“我也想陪孩子，但有时忍不住斗气，为什么你的工作是工作，我的就不是？我认为自己支持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工作一种。”但她也承认自己很怕令人失望，尤其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我见证过那种期望的殷切。在某个关注组蕴酿初期，其中一个讨论焦点竟是该动员谁（包括谭骏贤）去说服黄瑞红入组。那时我未认识她，却清楚感到，她该是能产生关键作用的一号人物。有这样的太太，丈夫该很自豪吧？
谭骏贤带点为难地说：“心情很矛盾，譬如反国教（编按：2012年，香港反对国民教育运动）时她绝食，我很担心──她真的没跟我讨论过，但《大公报》还是说我煽动她出来﹗但又像你说的，有这样愿意牺牲自己站出来的太太，我很自豪。”
黄瑞红绝食时，我写下这些——
“九一那夜，才刚完成了晚会统筹工作的女子，撑着累透身驱加入绝食，然后头痛来了、胃痛来了、低血糖来了。她坐着累，躺着胃痛，但是一路撑过来。她说，因为这一切已经逾越她作为母亲的底线。
这位妈妈有一个牙牙学语的儿子，那双小手曾奋力地四度要把妈妈拉回家。现在，他的妈妈终于可以退下，接力是另一个孩子的爸爸。
让我们先来一趟致敬，再记住Linda的温柔，也记住她的坚定。这场战役未完成。”
谭骏贤说：“那时不单我俩之间有冲突，即使我自己内部，也一样在冲突。我猜她也一样。”
中午跑回家的爸爸
这是一对非常忙碌的爸爸妈妈。但如果说妈妈对儿子愧疚，爸爸更甚。
“那种愧疚不是一时三刻，而是对他整个生命的一种感觉──我们究竟给了他几多？妈妈跟他一起的时间其实已经比我多（她忙不迭在旁补充：“多很多﹗”）我就是连回家吃饭行公园踩单车这些最基本的，也很少做到。”
最严重是区选前两、三个月，他朝五晚十，回来时知行已经睡了。“那时我觉得，这样日复日撑下去对儿子不好，对我不好，对选情也不见得好。回想起来也可能是因为愧疚，但当时没想太多，只是很想很想见他﹗”
为见儿子一面，选举前两个礼拜，忙碌爸爸开始每日中午从屯门赶回家，饭后再赶回屯门工作。知行果然非常惊喜，连问：“怎么你在？”父子俩有时玩玩具，有时写写字。
累了，爸爸上床稍息，儿子也躺上来，或滚来滚去或静静相伴。渐渐的，谭骏贤精神好转，胃口也好转，“之前天天碟头饭，很累的时候，望着食物想呕。”
黄瑞红逮到机会，连忙换上化妆品广告口吻笑说：“是儿子滋润了你……你那时……好dry……精神上和生理上都是。『生人勿近』，一如我们产后抑郁。”
选前谭骏贤评估自己胜算不高，曾打定主意落选后退下岗位，多投入家庭，多照顾孩子。他把新生活描绘得歴歴在目，没想到竟然胜出。
生活在“未解决”中前进
这两年，黄瑞红的生活起了一些变化，包括割舍了不少义务工作。她笑说：“我今日才跟Kelvin Yam（法政思汇组织的任建峰）说，未来会为儿子enforced disappearance（被迫失踪）。”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知行——五岁了，渐渐知道别的孩子都有爸妈陪伴，愈来愈懂得比较，也懂得要求。但黄瑞红还要多谢雨伞运动，因为冒出一批关心社会的年轻律师，更多人合力挑担子。
“现在我可以把周六日都交给儿子，自己还有时间做运动。这状态不错。”她满足地说。
连谭骏贤也戒掉“你没事便早点回来”这话。他笑了起来，“因为我发觉不说这句话，无论实质或理念上都是正确的，反正愈讲愈留不住她，何必呢？”
当选后回家凑仔（编按：照看孩子）梦灭，但比起选战时的紧绷，谭骏贤无疑轻松了点，也终于可以努力实践他口中“为人父母的基本要求”了。
选举也为两人的关系带来意外收获。
她说：“选战很棘手，期间我看到他很需要也很愿意和我谈，包括落选的话如何走下去。我的帮忙未必很多很实际，但过程中觉得自己有参与、被需要、也了解他。正如以前，我在人生、在工作上迷惘时问他意见，每次他都让我明白，他真是最了解我的人，我们都重视对方。”
他说：“这几年我又发现，我们虽然身处不同岗位，但在很多事情上有共通点，特别是面对社会事件，她（作为大律师）助我看得更清。去年雨伞运动后，我有强烈的无力感，譬如粉笔少女（被捕），我可以做什么？什么都做不到﹗但她在她的位置上能帮到更多。这些都是让我们愈来愈亲近的经历。
“最近我在问自己，怎样描述目前的关系，我想告诉你一个讽刺的答案：我们就像家人。真的，回想起来，我们以前好像都不似家人，做情侣时关系不巩固，像战友时都在外面风风火火，最缺乏的却是——朝早起来没事，带儿子踏单车后饮茶——这一种关系。不要很戏剧化，也不只有美好，有时吵架有时沮丧。这是什么生活？家人的生活。
“又譬如，有事没事第一个想到找她聊，是什么关系？就是最亲密的关系。这段日子感觉最强烈。以前很多话题都是『公家』的（社会事务），现在我们常常一起讨论儿子的未来，而且比重愈来愈高－－『喂，阿仔的中文很差，我们想想怎办。』”
如果把时光调到三十年后，对于以后的伴侣关系，有什么想像？
她笑了，说：“我希望我们都健健康康。这是我最近集中火力轰炸他的事情，投诉他不重视自己身体，提醒他这也是对儿子的责任，但他一直回避。”
他沉吟一会，说：“我觉得可以牵手逛公园，就是最好的三十年后了。有时在公园见到手拉手的公公婆婆，我觉得自己就是要那个画面。”他一顿，望一望她，终于说：“这个跟健康有关。”
但接下来是一轮托词“工作总要交人啦”、“我觉得要死不会病”、“都是健康产品公司拿出来骗中产阶级做gym（到健身院）的”……
每段家庭关系都有悬而未决的事情，生活就在一堆未解决中前进。
“我会继续斗争”，温柔坚定的人权大律黄瑞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