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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是气候变化的凶手,我们却不知道指认过程

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常与末日思考勾连在一起,生存焦虑让人类亟需解决方案。而这些“科学事实”从何而来,并非没有争议。克莱恩的新书对此讨论有限,但这值得我们更多思考。

徐进钰

刊登于 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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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9日,中国河北一所燃煤的工厂。

【编者按】娜欧蜜 · 克莱恩(Naomi Klein),加拿大记者、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家。2014年,她完成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影响气候变化的书: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娜欧蜜长期探讨资本主义制度对今天世界的影响。她的另外两本书:No Logo, 成为反全球化运动者的圣经;The Shock Doctrine,对新自由主义者如何抓住社会危机进行休克疗法,做出开创性研究。

这本书的中文版《天翻地覆》在今年1月推出。端传媒获得时报出版授权,节选书中章节。在中文版推荐序中,国立台湾大学地理系教授徐进钰,指出了克莱恩书中值得商榷之处。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气候危机中鲜为人知的面向。

《天翻地覆:资本主义 vs. 气候危机》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出版社:时报出版
作者: 娜欧蜜‧克莱恩(Naomi Klein)
译者:林莺

娜欧蜜.克莱恩是被公认具有写作天赋,能够将现实的急迫政治性,结合娓娓道来的故事叙事,将左翼艰涩的批判语言转化成通俗但深入的故事的作家。

这本新书延续着她之前、有关灾害以及战争,给予新自由主义带来机会,而不是危机的名著《震撼主义》,她又站在贪婪无情地资本主义面前,对造成地球环境变迁的破坏性力量,提出深刻痛切的批判。

如何解决气候变迁

克莱恩所处理的议题,就是所谓“人类世”(Anthropocene)时期,由于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在2013年5月10日,发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突破历年新高点,达到400ppm,以致造成温室效应,进而全球暖化,造成灾害,乃至灾难。

科学家将这种人类活动对于地球的影响,足以形成一个新的地质时代,称之为“人类世”。克莱恩在面对这些现象,采取了结合生态与经济的左翼绿色立场。

一方面,关切了包括工厂烟囱的灰烬、二氧化碳的增加、冰山溶解、海洋酸化、飓风侵袭、以及酷热干旱;另一方面,也同时看到无情的石油公司、装模作样的富豪、贪腐的政客、部份被企业豢养的环保团体、辛勤努力的农民、肮脏工作中的绝望工人、以及土地被蹂躏的原住民的抵抗。

这一切构成了克莱恩这本新书的主旨:采取永续的经济战斗,将是公平与人道经济的战斗,是争取劳动权、民权、福利权、土地改革,以及对抗菁英的草根民主的战斗。

如她所说,将这些争取立即而切身的正义的运动,与拯救地球的集体行动能结合起来,那么气候变迁的议题,将成为对人类未完成的解放事业的重要动力。

克莱恩的论点延续她之前在《震撼主义》中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尤其对相信可以借由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她指出当1980年代后期,科学家们开始对全球暖化提出警讯时,也正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成为主流,并限缩了政府在管制化石燃料的能力。

从那之后,新自由主义制度化,成为国际治理气候变迁的主要根据。包括有关碳交易权市场的建立等,都在使得政府要更积极介入挽救不可逆的暖化议题,变得更加困难,乃至于不可能。

克莱恩进一步宣称,要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唯有进行她称之为“拯救地球的马歇尔计划”,将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转向低碳的型态。

正如她在《震撼主义》书中提到的,(伊拉克)战争或(纽奥良)飓风,可以被利用来成为新自由主义资本化的助力。同样的,气候暖化的灾难,也可以成为草根团体夺回政治主导,要求一个符合正义、民主以及生态可持续的计划。

如同她说的:“全球暖化的解答,不在于我们如何修理这个地球,而在于我们如何改变我们自己。”

她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介绍与讨论,她称为“堵路运动”(blockadia),这是一种将社区政治化为保护水源、空气乃至原有地景,以对抗她称为“开发主义”(extractivism)以及连带的消费主义心态。这种最直接、最前线的抵抗,克莱恩认为是真正的环保战士。

图为格陵兰的冰山,摄于2013年 7月。

环保团体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克莱恩对于许多环保团体宣称,可以渐进的调适来应付气候变迁的说法,特别加以批评。

她认为这和主流化石燃料企业的说法,或者主张透过市场机制治理气候变迁的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必须承认,一旦要进行改变,就必然是结构性的调整,甚至是有关消费文明状态(civilization)的大变革。包括能源的消耗方式与数量上,都要有巨大转变。

她反对那些不肯面对这些“不愿面对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的环保团体。她认为,若要降低碳排放,并且能够遏制地球暖化,“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要回到1970年代时的状态,避免进入1980年代开始后,疯狂的消费水平。”

在这点上,克莱恩非常诚实的面对困境。虽然不见得具有实践可行性的讨论,但这比许多环保团体,不肯坦率面对这些质疑与挑战,更令人敬佩。

事实上,克莱恩描述的全球暖化现象,以及因应之道,在坊间已经有不少讨论与争辩,甚至在具体经验中,也可以看到对于地球暖化所引发的土地、水资源以及空气的污染或争夺的警讯与抵抗。

在这意义上,克莱恩这本书并没有太多令人惊奇的论点。而是具有一种,总结过去二十年来包括科学家、学界,以及最重要的前线抵抗运动的成果,与经验分析。

透过她生动的说故事的文笔,再次警示世人,并且将绿色左翼的思潮,经由这种通俗写作,更成功地传达政治生态的讯息。这是本书最大的贡献。

扭转世界观的难题

当然,作为通俗文字书写是本书的长处,但也就会有不清楚、值得进一步厘清之处。首先,在有关对于地球暖化的现象指认上,除了一些保守的怀疑论者,有不同意见外,事实上,有许多进步的、批评的左翼学者,对于这种将科学“事实”作为知识霸权,而进行非民主思辨的方式,讨论地球暖化的政治性,有不同意见。

特别是当气候变迁的议题,经常成为天启式想像,并且嫁接上世界末日式的思考,进而集体产生巨大恐惧,并忧虑大自然的不确定性。此现象迫使人类希望快速找到解决方案,指认出一个导致气候变迁的凶手。

因此,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含量,就在大多数政治菁英、公司领导者与科学家社群的指认下,成为关键的改善对象(基准)。这个以二氧化碳减量作为“共识”的过程,未经过公共参与和讨论,且以科学技术统治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扩散。同时排除了公共的争论与不同意见。

有学者把这称之为“后政治”(post-politics),也就是环境议题成为政治正确的提法,而非公共的、政治的过程。在这部份,克莱恩应该针对这些非右翼的讨论多一些介绍,而非全部用保守怀疑论处理。

其次,在有关造成气候变迁的原因上,书的第一部份,克莱恩用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主要解释,包括市场意识形态造成政府失能,以及化石燃料企业的资本扩展、唯利是图,这种政治经济的解释相当精彩,也比较清楚。

但书的后半部,“开发主义”以及相关的消费主义,慢慢成为主要的解释与凶手,特别是将这原因归结于一种心态(mentality),一种相信科技可以控制自然的现代性的文明叙事。对克莱恩而言,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有关自然的启蒙大叙事。

这使得我们若要解决气候变迁的议题,根本之道在于调整我们的心态。她相信唯有回到自然,不再支配自然,才可能改变这种开发主义。如她说,只有回到原住民文化,我们才能找到替代性的世界观。

这种从心做起,至少有两个问题要厘清:第一,这种现代文明与乡愁般的怀旧自然,真的有助于我们理解气候变迁的意义吗?或者更直接说,这真的比较进步吗?这种素朴的自然,到底在人类社会存在过的形式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是被建构出来的自然?

无怪乎电视上《国家地理频道》不断复制或形塑一种没有人为干扰,或者所谓人地相处的“自然”情境。但我们要问:“自然真的那么自然?”

第二,这种诉诸于心态调整来解决环境议题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形成主流的治理形态。特别是将节能减碳变成的好公民,社会文明的代表,已经变成积极主动的环境公民主体的一部份;

在这意义上,人性成为对地球的普遍威胁,同时也是受害者。而本来克莱恩不断强调的新自由主义下资本积累的机制,就变成道德性的议题,而不是结构性的危机。

人地关系的深刻反思

克莱恩在结论中,弥漫着一些反现代的想像。任何有关化石燃料的工业,都被视为造成人类灾难的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回到前现代地方性的,与地方、自然和谐相处的小规模经济,某个意义上,有点像时下流行的“小确幸”的说法。

我对这种反现代(或者有人喜欢用另类现代性)的想像,始终有些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对这种转变,对当前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工业物质性基础的破坏的不确定。

换言之,小规模的都市农业,作为城市布尔乔亚园丁生活方式,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真正可替代的,社会再生产的动力,还不具说服力。

如何评估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生态与文明的贡献与破坏,恐怕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无论如何,克莱恩透过这本书,传达了她的政治信息,也勾连了对于当前资本主义造成生态危机的批判。

(徐进钰,国立台湾大学地理系教授。推荐序原标题为:“饮鸩止渴:资本主义可以拯救生态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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