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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燕:《流氓燕》携王宇律师首映圣丹斯

《流氓燕》在海南儿童性侵事件背景下,以性工作权益及女权倡导者叶海燕、被抓捕羁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导演作为人权电影拍摄者自身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刻画当下中国女权倡导者的一组群象。

刊登于 2016-01-21

叶海燕。摄:Wu Hao/端传媒
叶海燕。

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女导演王男栿,2013年端起摄影机跟拍叶海燕(外号流氓燕)时,是纽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她本能地用英语做工作视频日记,与西方知名导演和制片人共同创作,将影片首要对话对象定位为非华语的观众。在其毕业项目的基础上修改完成,Hooligan Sparrow(《流氓燕》)将于2016年1月22日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国际纪录片竞赛单元首映。影片三层叙事中的一条主线人物王宇律师,1月13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同时王宇律师丈夫包龙军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

《流氓燕》在海南儿童性侵事件背景下,以性工作权益及女权倡导者叶海燕、被抓捕羁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导演作为人权电影拍摄者自身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刻画当下中国女权倡导者的一组群象。叶海燕生动的人物性格和曲折的社运、生活经验,使得影片色调饱满,不落入政治化的干涩俗套。和初始版本比较,王宇律师角色分量的提升,是影片对2015年王宇夫妇被抓、其儿子被绑架回国事件的直接回应。整个影片的人物多元、空间和叙事多层次,构成与传统妇女权益倡导不一样的新女权面貌。如:来自五湖四海表达支持的网友、秉持公民概念的支持者、身体作为一种存在和抗议的艺术、线上线下融合的活动空间。导演成了影片行动的主角之一,拍摄对象都是直接进行社会行动的、中国语境下的“激进活跃分子”。尽管过程艰难,但人权电影作为社会介入的力量,对生活在美国的年轻导演王男栿来说,似乎天经地义。她轻而易举地跨越了中国行动主义纪录片导演普遍背负的政治敏感包袱,有力地彰显影片人物作为行动者的魅力和影片本身作为社会介入的工具。片中《南华早报》摄影记者采访叶海燕的片段,对新闻影像报导中操控受访者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画面的荒诞感亦令人捧腹。

2014年,王男栿在纽约大学的老师,也是《流氓燕》一片的创意制片人Peter Lucas 笑着问我:你知道什么是零预算制片吗?男栿创造了一层新含义。她在亚马逊上网购镜头和麦克风,和主角一起露宿街头,完成“I’m another you”项目中流浪汉儿子部分的拍摄,然后在退货期内将机器寄回亚马逊。这就是留美学生专业制作的零预算。

第三重身份理解母国议题

作为年轻一代的导演,亦然是世界都市化的宠儿,中国对王男栿来说,既不是文化心理包袱,也不算主要的精神资源,而是──或曰将可能会是──她新闻纪录片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以为世界提供影像奇观的站点。与中国女性电影作者和独立女导演相比,王男栿身上呈现了明显的区隔:国际视野,专业团队合作,学术后盾,年轻世代的勤奋、聪敏和无畏,去中国化的身份认同,以及游走于世界和中国之间的轻松自信。从粗剪版本到最终的版本,《流氓燕》几经易名,情感上渐渐疏离了中国本土,叙事上和影像表达上更加世界化。占据大量戏分的中国便衣警察,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元素。秘密警察介入日常生活带给中国人影影绰绰的恐惧感,在新闻纪录片手法的直接表现中,方便了与他者的交流,却也压缩了观众的情感发酵空间。

综观制作过程,《流氓燕》带给我的疑问,是影展支持和成熟导演制片介入影片后期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影片结构上的立体化使得总体叙事更加厚重,另一方面画面表达上作者的原创性受到削减。更进一步的疑问,是走出中国汲取世界资源的创作者,如何在处理中国题材时保持原创性。它是否意味着要求创作者在母国、在地国的双重身份之外,创造第三重身份。即现代意义上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指第三重身份建立在创作者进入双重身份、又抽离出双重身份的基础上。创作者获得世界的眼光去理解母国议题,通过这“第三重身份”,使作品既是民族性的又是世界性的。

(曾金燕,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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