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是特首梁振英刚发表的《施政报告》中16个字的题目中的头四个，可说是重中之重。（虽然报告内文提及“一带一路”的次序比创新经济前、篇幅比创新经济多，为免文不对题我今次只集中讨论创新经济。）开宗明义，报告指“创新及科技的能力是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更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舒适及更安全”，这是不容易否定的。问题是，创新经济上政府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回答这个问题前，先与大家分享两段最近我在美国这个创新经济大国的亲身经验。上星期到三藩市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顺道探访一位识于微时的老友。这位老友30年前一个中学生靠自己到美国闯天下，大学毕业后先在Oracle做顾问工作一段日子再毅然放弃大树好遮荫跑去Bay Area发展，从打startup工到自己创业，经历过科网泡沫爆破和金融海啸等风浪已有十多年实战经验。他与我分享创新经济的经验是，startup公司的寿命一般不超过三年，第一年成本低一切还在摸索中，第二年找到方向开始要増加投资，第三年“洗湿个头”（开了头，欲罢不能）才发觉入不敷支决定及早离场。老友的公司是个例外，营运了超过七年时间由只卖顾问服务发展到开始研发自家软件产品，另一个例外是公司既无外债亦不靠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俗称VC）。有多年打工经验的他向我解释，在 Bay Area见识过太多风险投资带来的麻烦，而且他比谁都更清楚自己公司的发展方向。勿与成功争辩，创业可以是自己创业自己投资的。但当话题转到“Why Silicon Valley？ ”时，他给我的第一个答案却是VC，而其余两个重要因素，分别是美国人有想“做好件事”的文化，以及美国市场本身够大。换句话，老友完全没有提过政府在创新经济有什么角色。
第二段经验是大家可能已有所听闻奥巴马刚发表的国情咨文，当中原来有四分之一篇幅是关于科技的。关于科技创新，快将卸任的奥巴马除了提到创新一直在美国人的DNA里，亦有强调怎样令互联网更开放、让更多贫穷家庭的学生有机会接触互联网，和简化创业人士在网上创业的手续等。简单讲，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为创新经济提供一个方便创新及营商的环境。至于国情咨文中提到医疗及能源创新，都是政府认为市埸失效因此干预有理，其实与一般创新经济无关。简单讲，奥巴马没有觉得政府需要成立创科局统筹、协调、支援和配合美国创科事业的发展，亦无准备成立个几十个亿的创科创投基金投资本地创科初创企业。
香港先天局限：本地市场不大、创业人才少
回说施政报告中的创新经济。香港的先天局限是本地市场不大，靠创新功成把本地产品打到内地或海外市场的例子不多。加上香港只有“揾食”（挣钱）文化而欠缺“做好件事”的文化，产品市场细，创业人才的市场更细。数据显示，大部分VC的回报很低，部分回报率更是负数，美国的VC市场能够成行成市靠的是小部分投资有双位数字的回报率。但香港创业人才的市场这么小，除非特别好运，只靠本地市场融资公司根本难以经营。施政报告提出“预留20亿元成立创科创投基金，以配对形式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科初创企业”不会有害创新经济，但漠视港人一直欠缺“做好件事”的文化，我怀疑创投基金成效可以有几大。政府施政下香港今天的客观环境是，揾到食的继续只顾揾食，揾唔到食（挣不到钱）的以“视野比较短，目光比较窄，份人比较懒”当精神鸦片食，假如创业者只顾本地市场，创投基金能发挥的作用根本不大。
向下游出发，是施政报告中创新经济的另一个重点。预留20亿元给创科局以投资收入资助院校进行更多中游及应用研究，作为大学的一份子为了一己私利我是难以高声反对的。老问题是，香港不但市场细，工业更是差不多不存在。在没有工业的地方鼓励院校进行更多中游及应用研究，是事倍功半。创新，有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分。以服务业为主的地方，商业模式的创新往往比单单技术创新重要。召车手机应用程式是个商业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重要好例子，这样的创新毋须大学研究，需要的只是企业家要有“做好件事”的精神，和政府要有放宽过时规管的视野及目光。政府跟市场不同，政府比较懒不去左管右管，创新经济自然会“#多谢Government”。
（徐家健，克林信大学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