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度变化”、“二氧化碳减排”、“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每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后，这些词汇就会跳上媒体头条，警示我们，如果再不做点什么，地球终将经历不可逆转的剧烈变化，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11月30日，警钟再度敲响，今年是从巴黎。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等147位国家元首或政要飞抵巴黎，表示对这次大会的重视程度——之前的气候变化大会，各国出席的政治人物以部长一级为多。
开幕式之后，从11月30日到12月11日，来自195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NGO组织、企业和金融机构，会就各项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议程展开协商和讨论。
彼得·葛拉汉（Peter Graham）教授就是其中一员。建筑师出身的葛拉汉多年来投身城市规划和楼宇建设领域的能量减排研究和实践，连续五年参与气候大会的协商工作。
他对此次大会的结果很乐观：
我相信各国最终会在巴黎达成共识，签订一个能够取代《京都议定书》的重要协议，并在2020年产生法律效力；今年也是我们最后的窗口，因为哪怕签订了巴黎协议，也只是开始，还有太多需要我们马上一起着手去做。
京都议定书
端传媒记者特别连线葛拉汉教授，请他详细解释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仍然可以乐观应对全球变暖，谁是气候变化大会的主要角色——一言以蔽之，当我们谈论气候变化大会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气候变化大会今年已经是第21届，人们对相关科学家和环保人士的呼吁已经颇为熟悉，甚至有些麻木。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关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是否有什么新鲜议题？
葛拉汉（以下简称“葛”）：全球暖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剧，主要诱因就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尤其是工业、建筑、交通等活动能源消耗之后排放的温室气体。而由于环境已经在恶化，比如森林的减少，地球自身消解温室气体的能力不断下降。
这次气候大会的主要目标就是推动各国能够签署协议，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重担，然后采取实际行动，快速应对。因为时间紧迫，任务艰钜，比如我熟悉的建筑领域，研究和经验表明，我们需要翻倍如今对于低能源消耗的楼宇的投资，在满足相当于世界总人口一半的人类居住问题的同时，将建筑物消耗的能量减半，在2030年之前提高到目前水平的四倍——这意味着大量的工作。
端：减排温室气体、减缓全球暖化幅度、各国签订有普遍效力的协定——实际上不是今次大会首次提出的，2007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就曾希望能够达成这些目标， 巴黎气候大会和之前的峰会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葛：这次很有可能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从全球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再次失败，就意味着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愈加庞大的气候难民人口，还有政治和社会动乱——我认为没有全球一体应对气候变化，最终将引发全球经济不稳定、政治不稳定。
哥本哈根大会
端：人们曾经对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寄予极高期望，可它以失败告终。您为什么相信时隔6年，这次各国首脑愿意签署协议呢？
葛：可以说在《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的气候变化会议都没有特别成功，甚至有缔约国还退出议定书框架。哥本哈根在这方面确实失败了。但我对巴黎很有信心。
最近五年我一直为关键的政府部门和谈判平台提供专业咨询，我看到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如美国、中国、欧盟确实在双边关系等方面作出努力。比如美国奥巴马总统的《清洁能源计划》，比如中国公开表示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减少排放温室气体。虽然在有些国家眼里，中国提出的绝对数量还不能解决问题，但是美国、欧盟等地能够接受这样的让步。哥本哈根之后，大会增加新的机制，要求与会方不要谈“我们将要做什么”，而是在会议开始前就递交报告说明“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这个机制也很有效。许多国家会看看美国、中国做了什么，再决定自己的方向。
另外，在哥本哈根之前，主要的谈判方是国家政府。很多国家的工业建设和城市规划一般不归中央政府管控，国家或联邦政府即使缔约，实际行动能力也有限，这给减排工作的实际推动造成阻碍，有些发达国家未能实现承诺的减排量就和此有关。现在，谈判中加入很多城市和次国家级政府机构，比如C40（40城市气候高峰），他们的加入使得国家在许诺时更有依据，也更自信。
不过最坚定我信心的，是整个问题的紧迫程度——如果再不行动，我们就完了。
我们可以观察到，参与谈判的各方都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没人觉得我们还能“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最近几年，全球各地都有气候变迁引发的灾难和问题，以前不发达的弱国才觉得有危机——我记得哥本哈根大会最后的辩论亮点就是小岛国家代表的讲演，十分有感染力，那是因为当时他们是明显经受危机的地方。我去过图瓦卢，亲眼看到水已经漫过地面。但近年来，美国有卡特里娜飓风，纽约也出现暴风雨带来的洪水，中国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澳大利亚频繁出现洪水和干旱。很多国家的农业、林业、渔业遭到严重破坏。大规模物种死亡，澳大利亚三十年来消失了30%的珊瑚。现在中东和非洲南部迁入欧洲的难民其实和气候变暖也有关。经济学家预测，气温增高会使南欧、中东等地区经济继续恶化，50到100年内很难复苏。——这就是我说的，已经没有人认为我们能继续浪费时间了，这是我认为这次大会会有结果的最重要原因。
端：在您为气候变化大会提供服务的五年来，您观察到谈判的瓶颈是什么？
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具体到谈判中，就是不同国家对于自己的定位和应当承担的任务都有不同看法。
像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这样的新兴市场，当时被列入发展中国家，不受《京都议定书》的条约框架控制。但十几年来，金砖国家的崛起有目共睹，欧美发达国家和非洲的欠发达国家，认为照目前发展趋势，之后三十年金砖国家造成的温室效应规模很大，应该抑制这些经济体的快速发展。
金砖国家则认为，我们需要脱贫、全面现代化，为了保护环境，我们也需要开发洁净能源和技术，但这些都需要钱。五年前我就已经为联合国工作，和中国团队有很多接触，他们那时就强调中国是很特殊的，人多，发展速度快，政策弹性大，不应该和其他国家遵守一样的规则——当然，金砖国家都这么说。
最后，还有非洲欠发达国家，希望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补助，实现“蛙跳式”的跃进，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跳过传统能源和技术，直接进入新兴能源的时代。
端：您认为这些瓶颈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吗？
葛：除了我刚刚说的，各国已经认识到刻不容缓之外，哥本哈根大会之后，我们汲取教训，建立了几个机制，有一定实际进展。比如气候金融，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绿色气候基金（The Green Climate Fund）就是那次大会之后的产物，它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实际操作中采用合理的方式实现减排目标。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金融手段就是“国家适度减排行动”（NAMA），它鼓励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申报项目，取得拨款和专业支持。比如我所在的机构“全球建筑最佳联盟”（Global Building Performance Network），就在NAMA框架下，为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楼宇建筑提供支持。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各地的开发银行（developement bank），它们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取得金融支持。有一些弱小的国家和地区其实没有正常运转的政府部门，无法申请贷款执行项目，开发银行帮助这些地方取得信用评级，争取贷款。气候金融的确有助有帮助各国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
端：您的专业是建筑领域，尤其是城市中的建筑，能谈一谈气候变暖和这个领域的关系吗？
葛：今天，全球80%的人住在海岸线10公里以内的地方，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很多是沿海城市。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城市经受了大规模的气象灾害。很多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现在已经开始动手，努力提高城市的防灾能力，应对不断升高的海平面以及可能发生的洪灾。这往往涉及到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海墙，提高建筑物的底层高度，还有将城市供电系统去中心化，等等。但这只是“硬件”，作为设计师，我们也需要不同级别的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配合，这些“软件”不容忽视。
欧洲始终走得很前。欧盟已有明文政策承诺，2020年前，减少20%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20%的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能的20%。在楼宇建设领域，欧盟所有国家必须在2020前全面推行“零耗能建筑”（near-zero energy buildings）。法国甚至比“零耗能”走得更远，要在2020年前立法，要求新建设的楼宇生产的能源要超过消耗的能源。
端：什么是“零耗能建筑”，它和温室气体减排有什么关系？
葛：今天我们的生活和建筑密不可分，建筑物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排放总量的30%。建筑减排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减排取经。12月3日是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建筑日”，有专门的议程讨论建筑领域的温室气体减排。
建筑消耗能源，有些建筑，如医院、数据中心，特别消耗能源。但是如果采用相应的科技手段，建筑可以生产能源，当一个建筑生产的能源等于它所消耗的能源时，就是我们所说的“零耗能建筑”。它的好处显而易见，消耗能源减少，对于地产商来说意味着支出减少；同时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普通建筑也可以成为发电厂，分担供电压力。除了欧洲之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引入这个概念。中国一些官员也在为推动这个概念努力。
像香港这样人口和楼宇都密集的城市，推行“零耗能建筑”也是可行的。最好的例子是东京，东京几年前起就推行“碳交易”（carbon trading）政策，每个商用建筑都必须测量和报告自己的能量消耗水平，如果超过政府设定的目标，就要付出赔偿。达标的建筑则会贴上相应标志，就好像你在超市买的食物上会有“绿色食品”、“无污染”的标志一样，这样就提升了楼宇的形象和价值。东京推行这个政策五年，楼宇能量消耗大幅下降，是个典范。澳大利亚一些城市也有类似举措，比如规定超过一万平方米的楼宇，必须在租赁或销售的广告上注明楼宇的能源消耗量——这些都是软件配合硬件的成功案例。
端：巴黎刚刚经受恐怖袭击，对于气候变化大会是否有影响？
葛：我就住在巴黎市，可以说巴黎市今年为了宣传气候变化大会非常活跃。有很多艺术家在巴黎各地进行互动表演，创作公共艺术，在塞纳河边还有气候友好的游乐场所——目的是让小朋友也有环保意识。事实上，巴黎恐袭发生后，法国政府马上表示要全力支持气候大会。这也是法国政府传递的信息：恐怖份子不能打断如此重要的活动，因为它对于我们全球的明天都有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