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一度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自2009年起举办,邀请世界各地重要而优秀的诗人来港交流。今年的“国际诗歌之夜”将在11月26日举行,邀请了18个地区的21位诗人来港。主题是“诗歌与冲突”,可以说,这与当今的世界时势正好应合。我们在“国际诗歌之夜”到来之前,独家专访部分要来港的诗人,谈谈在他们各自充满地区、政治、现实冲突的时空里,诗歌何为。(编者)
最近几天,加泰隆尼亚又出现在港人的视野之中。上个星期,加泰隆尼亚议会通过决议,计划在十八个月内脱离西班牙,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个星期,中国队和香港队在旺角大球场对垒,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球迷举起的标语“HONG KONG IS NOT CHINA”。最终港队逼和中国队,第二天传媒把这句口号与巴塞隆纳球迷在诺坎普球场打出的口号“CATALONIA IS NOT SPAIN”相提并论。的确,足球让“巴塞隆纳”的名气远超“加泰隆尼亚”,虽然前者是后者的首府。笔者在巴塞隆纳旅行时,在大街小巷之间穿梭,骑楼和露台上飘扬着红黄间条的旗帜。走过加泰隆尼亚广场,和加泰隆尼亚独立组织的工作人员聊起当地的情况。当他们知道我来自香港,就立刻变得兴奋,激动地说:“We have the same problem”。
今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邀请了加泰隆尼亚诗人詹玛‧歌尔伽(Gemma Gorga, 1968﹣)来港,让大家欣赏加泰隆尼亚诗歌,一窥全豹。歌尔伽出生于巴塞隆纳,现于巴塞隆纳大学任教文学课程。她出版过六本诗集,2011年在印度新德里梵文基金会任驻留诗人,翻译当代印度英文诗歌。
![加泰隆尼亚诗人詹玛‧歌尔伽(Gemma Gorga)。图片由作者提供](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1bcce107e53f481c9237d9ef17c19520.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端传媒(下称“端”):你怎么看今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主题“诗歌与冲突”?
歌尔加(下称“歌”):一切皆是冲突。我在家中安静地写作,当中也蕴含着冲突。字句与表达上的挣扎,为本无形态的事物塑造它们的形态。诗写完了,冲突又起。内心迟早会有一股不满的声音。它会在挣扎中和其它诗作形成对话,从而变成一本书。个体与群体的矛盾是一种永恒的冲突。
端:世界充满冲突,难以化解,同时诗歌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你觉得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歌:诗歌的未来?诗歌出现伊始,诗人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诗歌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在战争环境下,诗歌受到宗教、军事和国族这些表面上的威胁。在加泰隆尼亚,诗歌受到的最大威胁却是看不见的。一般人对诗歌缺乏兴趣,缺乏了解;课本上没有诗歌;读者不再懂得如何集中注意力来欣赏,直接就说他们“不懂诗”!
语言上的冲突是最大的困扰
端:在你自己的创作里面,有关于战争的诗吗?
歌:我近几年才开始写战争。我最近出版的诗集《墙》收录了一些关于战争的诗。
端:在和平的年代,你怎样书写战争?想必不易。
歌:我从未经历过战争。对我来讲,战争不是那么直接的经验,而是一个与我有关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奇怪,因为叙述者是沉默和恐惧。我的祖父母经历过西班牙内战(1936-1939),战争到来,他们的平静的生活戛然而止。祖父在战争前线上牺牲了,这只是官方的说法,因为他们找不到他的尸体。祖母不愿意说起这场战争,但是这种沉默有种雄辩的力量。我很想听听他们没有说出的故事,这个愿望成为《墙》这本诗集的出发点。
端:那语言暴力呢?
歌:是啊,语言暴力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诗人和字词打交道,但是字词总是被操控和扭曲,有时我们把字词丢失。我来自加泰隆尼亚,我的母语是加泰隆尼亚文,无论是作为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普通人,对我来讲,语言上的冲突是最大的困扰。
诗人和字词打交道,但是字词总是被操控和扭曲,有时我们把字词丢失。
端:对。我去到巴塞隆纳,当地人都不愿意和我讲西班牙文,他们更愿意用英文和外国人交流。在诗歌方面,你觉得西班牙诗歌和加泰隆尼亚诗歌的关系是怎样的?
歌:我谈论诗歌时,倾向于谈论“西班牙文诗歌”,而不是“西班牙诗歌”。“西班牙文诗歌”不单包括在西班牙出世的诗人,还涵盖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文诗人。语言是纯真的,但政治并非如此,不要被迷惑,不要被操控。我在读外国文学的时候,都尝试谨记这一点。
真正的诗人都坐在诗歌这条船上
端:那么当地的诗人和读者会特别讨厌“西班牙诗歌”吗?你怎么看?
歌:真正的诗人都坐在诗歌这条船上。出于政治原因而憎恨某些诗人或某些国家的诗歌,这种憎恨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非常不喜欢一些自以为是的犬儒诗人,他们会败坏诗歌这门高贵的艺术。
端:说起加泰隆尼亚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我记得自己在巴塞隆纳时,特别跑去巴塞隆纳自治大学的图书馆看了一些英文的资料,似乎加泰隆尼亚诗人都很热衷于参与政治。
歌:几十年前的确如此。那时候,加泰隆尼亚诗人的数量很少,但是他们非常非常团结。他们在弗朗哥独裁政权下生活,但是他们很积极地参与政治,改变社会,事关加泰隆尼亚民族的生死存亡。
出于政治原因而憎恨某些诗人或某些国家的诗歌,这种憎恨是没有意义的。
端:那今天呢?
歌:今天加泰隆尼亚诗人对政治的反应不一。有些很热衷地参与政治,有些则对政治不闻不问。今天,敌人似乎更加隐晦,甚至是看不见的。
端:在英文世界,最著名的加泰隆尼亚诗人应该是加布里埃尔‧费拉特(Gabriel Ferrater, 1922-1972)。你怎么看他的诗?你的写作受到过他的影响吗?
歌:记得第一次读到费拉特的诗集时,感觉到它就像一股清新的空气。费拉特深受英国和美国诗歌的影响。他把英美诗歌中的那种对话性的节奏灌注到自己的诗里面。我的写作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诗读起来真的很新颖,和我读过的诗很不一样。
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加泰隆尼亚诗人对你产生过影响?
歌:若安‧文尤利(Joan Vinyoli, 1914-1984)和玛利亚‧梅瑟‧马塞尔(Maria Mercè Marçal, 1952-1998)的诗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感觉他们就是我的师傅。
作者和译者之间往往需要一种亲密感
端:我们说说翻译吧。我知道你翻译过印度诗人迪利普‧奇德列(Dilip Chitre, 1938-2009)的诗歌。奇德列用英文写诗,在印度很有名气。你为什么会翻译他的诗呢?
歌:2011年冬天,我去到新德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艺术驻留计划。驻留期间,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除了写作和阅读,还让我成为一位诗歌译者。我不懂任何印度本地的语言,所以我只能翻译用英文写作的印度诗人的作品。偶然之下,我听到迪利普‧奇德列这个名字,我就选了他的作品。后来我才知道,奇德列在印度的名气非常大,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作家、画家和电影人。
我感到一种情感上的冲动,我觉得自己必须和他人分享。
端:作为一位诗歌译者,你觉得他的诗写得怎样?
歌:记得那时我读到他的诗集,书名是《迈向死亡的十二次早餐》。这本诗集不仅书名起得极妙,诗也写得极好。一首一首读下来,我发现奇德列非常善于把日常的活动,转化成一种对人类的形而上学的省思。我还未把这本诗集读完,我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直至今天,我还不知为什么我会下那么大决心。
端:那么翻译影响你的创作吗?
歌:作者和译者之间往往需要一种亲密感。我在奇德列的诗中找到了这种亲密感。当然,我无形中也受到奇德列的影响。
端:那么翻译他的诗歌,岂不是向读者暴露这种亲密感吗?
歌:其实翻译让理解更加深刻。把它翻译成加泰隆尼亚文再进行阅读,就少了英文这层隔阂。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把它据为己有,我感到一种情感上的冲动,我觉得自己必须和他人分享。
歌尔加诗作
石
Jesús Sayols 译
如果声音能够在照片上出现
像阴影或触痛般出现— 尽管
它们是更脆弱的现实— 我再听到
我父亲告诉我,捡
一块石头前,必须让它挑开,
使用脚或树枝让它挑开
赶走藏在石底如干荆棘般的蝎子。
我从没担心过。六岁时
生和死一样容易。这两件事,
除了空气什么秘密都没有:
呼吸或不呼吸,仿佛灵魂
充满微小的肺泡,它们在开放
和闭合。我第一次见到蝎子
就是在自然科学课本里,
牠被时间的重镊永远地
抓住。虽然,有时候,书真话不
全说,就像它们不知道
或者在去印厂路上,它们把真话忘了。
“蝎子的身体分为腹部
和头胸部。”关于舌头上火辣辣
的太阳,害怕,尖锋扎进脖子
课本都没有提到。当时我不知道
说是巨大的冰山
隐藏在冰冷水域下的
总比表现出来的更多。像“蝎子”字似的。
而现在,当我手机执拗地响起
(一阵尖锐的叫声),我起床,
开灯,伸手取白色塑料盖手机
它就像在阳光下闪耀的石头
我接电话说“喂?”就听到有人说你死了,
我只想起蝎子,我多想
你对我说这句话:
“把石头挑开,当心,把石头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