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广州市律师协会、广州大学律师学院于11月14日至15日联合主办“新常态下法律服务创新论坛”，近500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律师界、法学界、经济学界及企业界代表在论坛上共商“律师业发展方向”。该论坛演讲嘉宾、曾参与《刑法修正案（八）》等多项法律文件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透露，明年可能会推行律师等级制度改革，对律师执业范围进行部分限制。
陈卫东解释称，律师制度改革将考虑建立律师专业等级制度，即从“一级”到“助理”律师等。他举例道，比如涉及死刑案件时，律师要有专门的执业资格，否则不得出庭辩护。
建立这种等级，是要跟今后律师业务收费挂钩，而且要衡量律师的出庭资格。只有达到一定等级的律师，才能在高级别的法院执业，比如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
早在1987年，中国司法部便制定发布了《律师职务试行条例》，将律师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和律师助理，并以列举的方式详细规定了各级律师的任职条件、岗位职责、评审方式和聘任流程。但近年来，律师职称评定逐渐被淡化，当事人基本不会依据律师的级别来做选择。此外，1996年审议通过、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也完全没有涉及到律师级别的问题。
2010年，海南省司法厅公布《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执业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第33条将该省律师按执业时间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并规定“初级律师只能限定在基层法院出庭辩护或者诉讼代理，中级律师不能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或者诉讼代理”。该草案出台后引发巨大争议，随后第33条被取消。
关于律师等级制度改革的消息也再次引起中国律师界、法学界热议。法律学者、律师徐昕撰文指，法律服务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行业，市场参与者本身会有理性选择，政府没有干预的必要性和理由。他认为，律师管理的大方向是律协自治，这种等级化、行政化、体制化的律师评级制度将严重影响律师职业的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刘显刚则认为，律师分级制度仍有其意义，但应与时俱进。他撰文称，律师资质分级的制度重构，不宜简单地与体制内法律工作者的职称等级序列一一对应，而应该在充分尊重自由竞争的市场逻辑下，保证分级制度重构的科学性。
声音
律师是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通过相关文件的规范，律师的执业权利将得到保证并进一步规范。
重构中国律师等级制十分必要。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和考核机制，律师的综合素质缺乏外在的客观评价标准。如果建立的律师等级制度，能客观评价律师的职业素养、业务水平、诉讼业绩等，成为反映律师综合素质的“标尺”。那么，既可以解决律师队伍中“鱼龙混杂”的现象，也可以激励律师积极上进，也便于当事人在委托时作出选择。
律师分级，收费、办理案件与律师等级挂钩，资历久的律师最收益，年轻律师成长更加艰难，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检法干警辞职做律师也得一步步从小兵做起，基本上堵死了检法干警的律师之路。
美国也有律师评级制度，在司法独立的国家里，评级的标准和公正性是可以被行业认可的；但在维权律师可以随意被抓的中国，对律师搞评级限制出庭范围，这事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诸位自己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