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5日11时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卡罗琳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率先出炉，委员会将大奖颁发给对寄生虫疾病新疗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获奖者分别是爱尔兰裔美国生物化学家、生物学家、寄生虫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日本天然有机物化学家、微生物活性物质世界权威大村智，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屠呦呦。
这是中国科学界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早在1700年前人们就知道这种草药（青蒿）能治疗发烧症状，屠呦呦做的就是阐释了这种草药的哪一成分具有生物活性，让后来临床治疗和生产药物成为可能。
屠呦呦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生药专业1955年的本科毕业生，至今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也没有中国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头衔。她与青蒿素的缘分起点可以追溯到文革时期。
1969年，中国高资历的科学家大多被“靠边站”，39岁的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实习研究院的身份，加入到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率先提出用乙醚提出青蒿素，并于次年3月在南京“523任务”会议上报告了这一结果，对后来发现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和深入研究起到了重大影响。
2011年，屠呦呦因其领导的523课题组发现并提取了青蒿素，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Lasker Award）。拉斯克奖奖是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项，在超过300位得奖者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该奖也因此被看作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然而，围绕屠呦呦与发现青蒿素的关系，以及后来荣誉归属的争议一直存在；当诺奖委员会宣布颁奖给屠呦呦后，相关讨论再度引起人们关注，其中最大的争议来自于她在发现青蒿素的过程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由于文革时期，中国学术界发表论文不及时、不规范，直到1977和1982年才发表了与青蒿素相关的中英文论文，却分别选用了“青蒿素协助组”和“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疟药合作组”的集体笔名；再加上屠呦呦作为政治上指定的协作组长，其责任和义务与今天国内外公认的研究负责人（PI）有所区别，这些都为之后的许多争议埋下伏笔。
中国著名生物学家饶毅表示，在众多争议中有三个基本事实是可以确定的：“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
饶毅认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同时表示，“也不能忽略其他研究小组和科学家的重要作用。”
与屠呦呦分享诺奖殊荣的坎贝尔和大村智的得奖理由是：发现“线虫动物门”（nematodes，roundworms）寄生虫相关疾病的新疗法。两人先后发现了新药“阿维菌素”，其衍生药物可以大幅减少蟠尾丝虫病（Onchocerciasis，又名“河盲症，River Blindness”）和淋巴丝虫病（Lymphatic Filariasis，又名“象皮病”，Elephantiasis）病例，并且对许多其他类型的寄生虫疾病也很有疗效。
声音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屠呦呦获得诺奖的事让一些支持中医的人纷纷表示找到自信，其实完全误会了。许多科学研究者主张“废医存药”，是指废除落后的无根据的所谓“中医理论”，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所谓“中药”进行分析，提出其中有药用价值的成分，从方法论上来说属于所谓“西医”的范畴，或者更准确讲属于“现代医学”的范畴，青蒿素的发现也是如此。
有人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青蒿素与中医的关联："一大群科学家，走进一间老祖宗留下的房子，翻箱倒柜试图寻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在屋后的垃圾堆里发现了宝贝，后来还有证据表明，这个宝贝不是屋主的，是一个房客偶然留下的，并被屋主丢弃了的。"在寻找青蒿素的过程中，与其说中医参与了，不如说中医实际上只是一个研究对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