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叙利亚的3岁小朋友艾兰．库尔迪（Aylan Kurdi）被冲上了土耳其沙滩，永远闭上了眼睛。这是近日来最令人震撼、最虐心的图片。在这“让全世界沉默”的图片的背后，是一个战乱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巨大难民潮涌向欧洲的背景。
其实只要有战乱、饥荒、疾病，就必然有大批居民背井离乡，加入难民的行列。在艾兰．库尔迪的照片出现在网络上之前，已经有数千数万的难民在欧洲的门外徘徊。有数据表示，今年至今以来，共有30万难民横穿地中海进入欧洲，远远超过去年同期的12万。阿拉伯世界的乱局，加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及地方反政府武装的肆虐，中东多国民众被逼得走投无路，加入了难民的行列。有记者分析了艾兰．库尔迪一家的情况，实际上曾经是小康之家，父母都接受过不错教育，还有一个姑姑远在加拿大。之所以选择逃亡，完全因为战乱。他们所在的小镇科巴尼，是伊斯兰国与政府军交战的战场，常有居民被劫持为人质。
难民西行之路，有可能是死亡之旅。比如在地中海一带，海难事件层出不穷。艾兰．库尔迪就是这样，登上一辆超载的小艇强渡，试图从博德鲁姆到科斯岛，在不到5公里的水路中，最终发生了沉船惨剧。其实，光是今年，葬身地中海的难民就达到2500人之多，历史上的伤亡人数更是无法统计。有时，死亡人数只是冷冰冰的数字，只有小艾兰的照片冲入视线之时，才能造成不一样的视觉冲击。
进入21世纪以来，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全球的发展不平衡，南北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加深，更多的欠发达国家失去了摆脱贫穷和高死亡率的可能性，移民或难民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就会选择迁徙。另一方面，全球化正在带来更多的流动，各国的边界都在相应削弱，商品贸易、人员的流动也在加快，交通发展更加便利。比如说，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德国的法兰克福，直飞只需4个小时，也就是说，从贫穷、战乱到富裕、安宁的交通时间，只需4个小时。当然，难民人数在最近几年的“井喷”，被认为与阿拉伯“民主化”浪潮引发的内战有关，大量平民被迫背井离乡。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从难民人数的增长就可以体会到。
然而，奔赴德国的逃亡之旅，远非一张机票可以解决。为了获得避难签证，他们必须采取迂回路径。很多叙利亚难民要奔赴欧洲，必须绕道另一个陷入内战的国度——北非的利比亚，原因是这里容易获得马耳他的签证。马耳他在2004年加入欧盟和神根协议后，同时是最容易取得神根签证的欧洲国家之一。位于的黎波里的马耳他大使馆，每天要处理200份申请，这对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是个机会。如果申请失败，难民就会尝试偷渡的方式，“蛇头”用小船把难民从利比亚带到最近的欧洲海岸，也就是马耳他以及意大利的兰佩杜萨。轻舟过海，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前文所说的因偷渡而引发的海难，就缘于此。
现在世界的距离，看似很近，实际上很远。和平年间，他们作为游客、消费者，或许很便利地游览柏林、巴黎、苏黎世等欧洲名城；但目前以难民的身份，要寻求欧洲的真正接纳，这远远比想像中困难，甚至随时有丧命的可能。
二：
对于欧洲社会，又如何面对这些来自战乱国家的难民？
去年7月，笔者在法国两大城市巴黎、里昂小住了一阵，发现其非洲裔移民已经无所不在。在巴黎地铁上，只要过了晚上11点，似乎进入黑人的世界。据了解，他们不少来自塞内加尔、马里、肯尼亚等国家。而在里昂，则是阿尔及利亚人的天下。阿尔及利亚人是欧罗巴人种地中海型，但信奉伊斯兰教。有一晚正好是世界杯阿尔及利亚对韩国的比赛，夜晚共有数千阿尔及利亚人披着国旗、开着摩托在里昂城内狂欢，肆无忌惮地庆祝着“他们的国家”的胜利。显然，面对着移民们“喧宾夺主”，法国本地居民意见已经很大，但是碍于民主自由的观念基础，不方便明确反对。在面对着数十万的申请入境的难民，他们实在很不情愿。
德国也是如此。去年，德国移民净流入约47万人，比2011年增长了接近一半。今年将有80万人申请避难，是去年的4倍，仅上月，就有超过10万难民进入德国，创历史纪录。由于近年来经济成绩突出，德国成为这一波难民潮首选的国度。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说，这是一个“比希腊危机更棘手的问题”。今年7月15日，默克尔参加了一档节目的录制，一个叫丽姆的巴勒斯坦女孩讲述了留在德国的愿望，结果默克尔生硬地拒绝：“丽姆，你父亲的劳动合同结束了，你必须回去。”默克尔的理由是，如果她向这女孩子打开了大门，所有门外的难民就会进行抗议。默克尔宁可让节目录制现场气氛变僵，也不能对这女孩许诺。针对难民的政策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极其严肃的抉择，选择一时之仁很容易，但如何承担其后果，则是一个技术问题。事后，有媒体赞扬默克尔“诚实”、“有一说一”，守住了底线。
仅仅一个月之后，舆论似乎再次割裂。小艾兰的照片展示了巨大的冲击力，全德国多个社会团体发起了“收留难民”的运动，在球场、学校、社区，还有在演唱会现场，都有民众呼吁放宽移民政策。但在互联网上，反对的呼声也同样猛烈，排穆斯林的右翼运动PEGIDA和新纳粹团体都在不断扩张。而难民安置点的选择，同样引发了德国民众的“邻避效应”（英语：Not In My Back Yard，NIMBY）：即使有人支持接收难民，但似乎都不愿意自家后院成为难民庇护点。或者，人们都忘不了今年年初爆发的《查理周刊》惨案，几个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冲入编辑部开枪。
默克尔的姿态也从消极变得积极，她最近宣称将会加速处理难民申请的速度，修建额外的住房并承诺拨款60亿欧元。因此，默克尔成为了难民眼中的英雄。
三：
欧洲人对难民态度的变化，斯洛文尼亚著名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做了深刻的归纳：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沮丧（depression）——接受（acceptance）。目前，大多数的欧洲人已经到了“讨价还价”或“沮丧”阶段，也就是说，在承认难民的困境、不得选择接受之时，他们开始讨论“接纳多少人”，“每个国家的配额是多少”，同时也在抱怨“欧罗巴斯坦”的形成，即欧洲即将被伊斯兰化。但是，齐泽克指出，目前之所以仍未达到“接受”的阶段，关键因素是欧洲依然没在收留难民的责任上达成共识。
很显然，欧盟绝非铁板一块。德国似乎还有余力接受如此之多的难民，但对于一些经济衰退、陷入死局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等，民意则相当排斥。默克尔虽然号称为“欧盟的首领”，但她依然无法左右这些国家的意志。配额方案还没开始讨论，难民们已经来到门前。有媒体调侃道，默克尔本想号召各国一起讨论如何应对难民问题，但猛然发现，其他领导人当了甩手掌柜，问题都堆在她门口了。
此前，难民在欧洲的分布并不平均，此前，收留难民数量在前五位的是德国、瑞典、法国、意大利、英国；而德国所提供庇护数量比难民数第二多的瑞典的两倍多，是第五名英国庇护数量的5.5倍多。可见，德国一直以来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除此之外，难民的流动方向也是德国。尽管很多难民在意大利或希腊登陆，但媒体指出，他们向往的是“更好的生活”（better life），不满足将欧洲二流国家作为终点，因此执着地向德国进发。因此，不少人指责难民们“已经不是选择避难”，而是向往“德国的生活”。这种姿态显然让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匈牙利、捷克等）感到不满，他们也索性采取消极态度，将难民送上开往德国的列车。当默克尔提出摊派难民名额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四国明确提出反对。匈牙利记者那一次使绊子，就暗示了这种敌意与不满。
最后，这造成了一个困境。难民们与欧洲国家互相打量、互相挑选，最后集体涌向了已经超负荷运作的德国。
四：
在接受难民方面，欧洲（尤其是西欧）已经做得足够突出。2013年，欧盟接收了世界上79%的难民，体现了其人道主义的一面。就算是接受难民不算太积极的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也做得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好。以比利时为例，目前总的难民接待能力为2.3万人，如今他们已经尽力。比利时联邦移民国务秘书特奥．弗兰肯表示，联邦政府已决定尽快腾出5000个额外的难民住所，并将在2016年4月之前再新增1万个难民住所。
难民的应对和安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是欧盟一家的事。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这些大国不能袖手旁观，这也包括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的舆论都在关注此事，一边作高姿态，劝导欧洲国家接纳这些难民；同时私下又暗中取笑，装模作样地谈论“欧洲国家被难民占领怎么办”。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虚伪的心态：一边强迫行善者“舍己为人”，一边又等着看行善者的笑话。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能分担一下欧洲国家的负担呢？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必将有更多难民选择逃离。届时，他们的目的地将不局限于欧洲。难民问题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作为近年来经济成就最突出的国家，也有可能成为难民心中的目标国。实际上，近十年来已经有数十万非洲人、南亚人迁徙至中国。中国政府通过何种方式接受、安置，也是考验之一。届时，或许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统筹下，通过G20、APEC、金砖峰会等平台解决全球难民配额问题。如何终结难民问题，齐泽克甚至展望“共产主义”：若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没有转变，非欧洲的难民也会同来自希腊与其他欧盟内部国家的移民汇合。“在我年轻的时候，这样的组织性尝试被称之为共产主义。或许我们应该重新使用它。或许，从长远来看，这是解决（难民危机）的唯一办法。”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人们普遍将难民视为一种负担。实际上，只要处于一个适当的比例，外来的移民（未必是难民）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等方面，是带有正面意义的。来自异质文化背景的移民具有某种“势能”，能为移民国家带来不同维度的创造力。德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移民们（包括难民们）的贡献。最典型的事例是去年世界杯夺冠的德国足球队，带有外籍移民背景的球员占了几乎一半。一个乐于接受移民的国家，必然获得经济的活力与创造力，亦是一个包容且强大的国家。
所谓“世界和平”的愿景，若没有具体的行动，只是一句空话。在如今战火不能平息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难民问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甚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大背景下，没有人是旁观者，每个国家——尤其是自我标榜和平稳定的国家，都应该做好体现责任的准备。
（马立明，资深时事评论员、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