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席教授Asit K. Biswas月前就香港的“毒水”风波在《南华早报》撰文，直指“香港的食水管理措施比哥斯达黎加等第三世界国家更落后”，并说“只要使用更有效益的供水方法，从大陆入口的食水亦可大幅减少”。
东江水与“命运共同体”
“东江水”所以值得议论，不只是因为现在港人依赖其食水供应，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中港关系的一个重要符号──很多人常说，香港没有中国大陆的东江水，就不能生存，因此进而推论中港“不能分割”、属“命运共同体”。好些知识分子说香港社会置于中国天朝之下、愈趋强烈的“中港区隔”主张“不切实际”，大概部分理据正在于此。无独有偶，这种从食水衍生的中港“从属关系”思维，在北京对港的政治语言之中，亦非常常见。
学者李家翘有关东江水的研究值得更多港人重视，原因是他揭示了这种貌似“不能分割”与“亲密”的中港关系想像，并非自有永有，很大程度上属于地缘政治下的政治人为操作。诚如在其文章〈为何香港依赖东江水〉所指，“没有九七因素，香港很可能已拥有了供水的自主权，并继续维持它相对于中国大陆的独立自主。不错，在殖民时期的政治地理处境中，香港无法完全隔断中国大陆的介入。然而，港英殖民管治者都清楚知道，水源是香港的命脉，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自主供水权，不能轻易放弃。英国治下，会让香港完全依赖于东江水，再而把其供水权拱手委以中国共产政府吗？答案显然易见。”主权独立的新加坡，纵然当下仍有高达六成食水由邻近的马来西亚柔佛河（Johor River）供应，但在未来两年新加坡新的食水处理设施落成之后，其食水自给率便可提高至七成。
李家翘以广阔的地缘政治脉络，探视香港管治演变的研究角度，启发了我写下近着《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历史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形塑我们的世界观──例如，我们如何理解世界需要怎样一种政经社会文化秩序，以及这种秩序应该如何构建等。有了这种历史触觉，便能明白，当下好些人强调的“中港关系”想像，其实并非毫无商榷处。
与由“东江水”衍生的中港关系认知一样，香港社会中，视我城为实现“中国”某种政治理想“工具”（means）的大中华情意结，背后亦有政治操弄的痕迹，这可见于香港学者罗永生文章〈1960-70年代香港的回归论述〉的历史叙述。二战后的香港，是冷战场地，中共曾在香港积极统战海外华人意识形态上的“人心回归”，当时发行的《盘古》杂志和《70年代》杂志，便是重要平台。第10期《盘古》曾刊登包错石所写的文章〈海外中国人的分裂、回归与反独〉，呼吁推动海外中国人的“回归运动”。这类政治文宣，曾在1969年的香港大学学生刊物《学苑》，引来了题为〈我是个“香港人”〉的文章回应，说“China is but an empty shadow. Hong Kong is concrete... ”不约而同地，这几十年前中国与香港本土之间的论争，与近年有关六四悼念意义的争议，诡异地大同小异。
这意味先警惕现今香港对“中港关系”某种理解背后隐含的民族情感、先清楚香港各种历史背景、先思考如何从“星马关系”得到更多的启发，始能冷静理性地凝视中港之间的边界问题。
还原基本步的期望
现今港人的忧虑情绪，很大程度上源于1980年代的“一国两制”所许诺的“中港区隔”──维持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没有兑现，毕竟在80年代公布的大型民调，大部分人不愿意“回归中国”，“一国两制”是当时安抚人心的制度安排；而在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后，这种“中港区隔”的寄望更强烈──精英纷纷移民、手持外国护照当买个保险，甚至曾成立组织Right of Abode Delegation （R.O.A.D），计划在澳洲租或买地、建立“新香港”。今天大众讲“中港区隔”，其实只是在中国同化压迫下，捍卫我城珍贵价值（例如法治精神）、要求履行当年承诺、要求中方机构紧守《基本法》第22条、保留学者李欧梵口中“杂糅”多元香港的一类本能反应而已；有论者动辄将这种还原基本步的期望扣上“港独”帽子，是有意无意遗忘香港过去的一种表现。
如果道德的意义，是追求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幸福以及文化多元，那么套在香港，香港人更理应掌握人口政策、监管港中边界的自主权。按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看法，一个理想的共同体，成员数量不能太多，且成员间需要相互熟悉了解对方，这样才能方便解决权利纠纷、让成员生活美满。当今香港的一大政治问题，是不如主权在民的新加坡那样没有“双非”问题，单程证审批也无从过问。与此同时，香港学校教科书，向学童灌输“我们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这种真正“狭隘排外”、种下“仇恨”的民族主义思想，漠视如程沛在香港外籍人士访问系列所示，香港作为大都会“香港人”包含不同族裔的“港式国族主义”。在这个脉络下，陈健民撰文〈城邦自治与价值优先〉，不谈香港如何像西藏新疆被中国再殖民倾向所压的趋势，却大谈“世界公民”与“开放本土”、批评力抗天朝而起的本土意识，这显得极其捉错用神。陈氏立场的一大模糊处，是事到如今信奉“世界主义”的他，如何看香港一国两制的存在价值？
于此背景，《革新论》的“新”，在于向每位香港人建议以我城为主场、集中精力“自己香港自己救”的行动路线图，在“中港关系制度”、“香港政改”与“以社会为中心的民间自治”三个领域里，扩阔大家对前路的想像。诚如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何明修在其书评所说，《香港革新论》的贡献，就是“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