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张超雄，可否替他父子俩拍张照片，阿Fer(张的简称)这就问问张父意愿，但遭他拒绝，反正八十几岁的老爸不想高调。张超雄回心一想，才发现手头上竟然没几张跟爸爸的合照：“我想，为何要等到有传媒走来问我，我才找爸爸拍照？我和他两个人，去拍拍照片，一起做些事情都可以呀。有些东西我想问他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好好详谈。”
我们都知道张超雄的故事（香港泛民立法会议员，常为弱势社群发声），他是一个爸爸，次女盈盈智障。他曾说过，盈盈每天都在提醒他，一个弱势社群的生活是如何的，然而他几乎没怎么谈及过父亲。他廿四岁就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只透过一通长途电话知会双亲。随后他留美十五载，再回流香港时，已由当日出国的“宅男”(颓废青年)变为带着五口之家的“中坑”(中年男人)，但父母却又从香港移居加国了。
然后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未试过这样的痛，那个Loss好痛。我对妈妈的歉疚是，觉得她很惨，觉得她一生也不开心，离世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加拿大。而我也没有给她带来特别开心的日子。大家相聚的时间太少了。”
他不是一个与父母缘厚的人，他的爸爸也是，而他爸爸的爸爸也是。
远离爸妈的童年
张超雄爷爷是澳门人，年轻时独自离家到秘鲁打拼。在秘鲁安顿下来就娶了当地的女子，但他坚持儿子必须接受中国人的教育，故在儿子(张超雄爸爸)十岁左右，就把他送到澳门念书，父母孩子，自此分离。张爸爸本来只会说西班牙语，在澳门生活多年后，变成只会说广东话，最后他跟身处秘鲁的妈妈再无法沟通，因为彼此言语不对。
张爸爸这就回到他爸爸的原点，在澳门安顿，娶妻生子。在儿子张超雄出生后不久，张爸和张妈觉得澳门难以赚取生计，两人决定到香港干活，遂把儿子交给公婆照顾。“这大概让我有点缺失，套用现代的概念，亲子时刻很少。但我这个人，本来缺失就很多，哈哈。”人大了以后，自身有什么缺失，都是自己扛的责任，大概也不能再怪责父母亲了。
张妈妈是澳门镜湖医院毕业的注册护士，但来港后只能当登记护士；张爸本来在澳门当老师，来港后也只能做学历要求较低的舍监。直到张超雄七岁大，他才离开澳门，来香港与父母团聚，住在粉岭一处非常偏僻的地方。一家三口终于一起生活，这个才是张超雄认识父母的起点，也成为他长得老大之后，再度寻回自己的终点。
“有些东西放在心里很久，有些moment(时刻)可能塑造了我一世，但爸爸究竟想法如何，在他那边的意义又是什么，原来是个谜。”他口中的“moment”，第一个，就在这时候发生。
你为什么没为我出头？
他九岁，在一家教会学校念书，爸爸在那里教书。“我爸爸是工作狂，非常投入，他经常说：要“瞓身”落去(广东俗语，意指一头栽进去)。”太投入、太拚命，有时也成为被排挤的理由。“可能是老师之间的politics(政治)，而我是我阿爸的儿子，就变成了victim(受害者)。”
在小学课室里，有个老师按着张超雄的头，把一小瓶白花油朝他的鼻孔灌入去。他呛得很，挣扎着。在另一个课室，有个老师要张超雄把手掌放在桌上，沉沉的用间尺按着，然后把书钉钉在他手指缝间。“那是校园的bully(欺凌)，纯粹因为我是我阿爸的儿子。 至今他仍然愤慨：“那些老师是变态的，那绝对是虐儿案。”
回家后，张超雄向父亲投诉，“他基本上没反应，没当成一回事，没追究。现在回想，我爸爸处理得不好，基本上他没有处理过。我觉得他在这些情况下就变得比较软弱，不想开罪人。”
这件他遗忘了几十年的事情，当下又重现脑海，“可能我正正要做回我老窦(广东俗语，意指爸爸)唔敢做的事情？”因此他变成了一个要发声、要抗争的人？这点连他自己都不大确定。“其实我一直想问爸爸，为何他当时没追究事件，没为我出头？”
张超雄常常说，爸爸妈妈是思想走得很前的人。母亲本来不打算生育，因为她觉得世界有太多不公平、不公义，不想把小孩带来人间受苦，“我应该遗传了妈妈那份悲观。”最后是父亲很想要孩子，他们才决定生一个。而由舍监苦读而晋身老师，往后再当上校长的爸爸，则自有一套教导学生的心得。“他做舍监时专管曳仔(坏孩子)，和曳仔一同生活凡事一同经历，曳仔都很服他。”做校长的张爸爸，每天早上会站在校门迎接学生，“我猜他是第一代这样做的校长，很有学生缘。”
你为什么不敢发声？
中学升上圣保罗男校之后，张超雄沉迷中学生活的姿采，父母的身影渐渐减退。“圣保罗非常开放，让我们留长头发，真是长毛(以及肩长发为标志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样子，又可以穿喇叭裤，那是全新的地方，我跟父母的交流更少。”爸爸虽然是校长，但对儿子也不严厉，只会轻轻提醒他努力读书，“可惜在圣保罗的日子太好玩了，我都没放心机读书，会考成绩不好，去了读树仁，之后再转读浸会大学社工系。记忆中爸爸也没有埋怨或者责骂
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二个人生的“moment”，一个至今他仍然充满疑问的嫌隙。“应该十九、二十岁，我们几个同学去大陆旅行。回到香港大家很累，在车上睡着，我拿相机出来影同学的睡相。突然两个恶形恶相的男人走过来，粗鲁地问我为何拍他的照片，要抢我的相机，菲林曝光。”恶男声称自己是捉垃圾虫的人，类似这个年代的食环署人员，并坚持要报警。于是张超雄被他们押到警署落口供，当时阿sir（警察）问他地址，张回说：“坚尼地道110号。”阿sir愤怒了，吼道：“几座几楼呀！整个街号也是你住吗！”
原来那是圣雅各小学的地址，张爸爸是校长，一家人都住在学校宿舍。张超雄如实回答，阿sir和两个彪形大汉立即软化，“好像拍戏一样，他们拍拍我的肩膊，连声说没事没事，原来你爸爸是校长。”后来菲林冲晒出来，证明相片中只有张超雄同学的睡相，却没有大汉的身影。
但张超雄愤愤不平，想寻求父亲智慧上的开导，“我很愤怒，跟爸爸说这事，但他没反应，没有提出过要追究。那两个男人，差在没揍我，爸爸最低限度都为我发声，但他没有。但我觉得，遇上不公平要发声，不能骨碌一声把它吞进喉咙。”到了今天，他已比当时的父亲活得老大，但仍然质疑“成人世界”的潜规则，“是成年人有太多东西要权衡？我坚持不公道要出声，道理要先行。”爸爸的退缩，反而塑造了他担头的性格。
从他人身上认识父亲
留一行小胡子的张超雄，处理社会议题道理公义时声大大不怕开罪人家，但说起父母亲情时，总是欲言又止。“我这人其实好古肃，不懂得流露感情，甚至不懂亲情……我的亲情启蒙，更多在太太处学习到。”张太是家中孻女，是开朗乐天的活泼女生，几乎全盘补足了张超雄的“缺失”，记者打趣说：“但她竟然喜欢你……”，“古肃”的他，顿一顿，煞有介事的回答：“因为我很死心塌地。两个人的关系中，必须最少有一方是死心塌地，才能维持或能挽救一段关系啊。”
张爸爸回港居住，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两父子返回香港这个起点，再次同住在一个城巿。以为是重新拉近的关系，实际上又是有一点疏离。“爸爸现时也有自己的partner(伴侣)，有自己一个家庭，我们又是各自各的生活。”
至今走在街上，间中仍然有陌生人走上来，亲切的拍拍张超雄肩膊，介绍自己为：“我是你爸爸的学生。”他们通常会一脸热情的说：“我很敬佩你爸爸的！”。这个来自他人的提醒，每次都让张超雄看到爸爸对工作的承担和对社会的贡献，但转念他的悲观又浮现出来：“为何我爸爸的好，是由别人口中转述？”
他说，希望日后孩子长大，对父亲的感动，是来自自己心底的回忆，而不是他人的提醒。纵使他仍然一脸“古肃”，但这次是一边说胡子一边似在跳舞：“真的！我想，为何要等到有传媒走来问我，我才找爸爸拍照？我和他两个人，去拍拍照片，一起做一些事情都可以呀。那些我刚才说的moment，我要问问他，为何他当时没反应呢？他当时心里想的究竟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