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川震小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字，极具象征意味。谁可以决定多难兴邦？
每逢大的灾难，无论人祸还是天灾，都会产生一种感动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寻找出其中的感人事迹与典型人物，将其认作是英雄（事迹），对他们加以歌颂。这些年来，这种感动模式不断强化，模式本身也在进化当中，其产生的原理越来越复杂。
感动模式有一个发展、发育的过程。它在党报盛行的时代，多数是以通讯的形式存在的，诸如为了61个阶级兄弟等等。在这个时候，感动模式只限于党报文体，甚至被认为是对呆板党报的丰富——它是以人道主义的形式包裹着意识形态的赞美内核。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是市场化报纸兴盛的阶段。表现在灾难报道上，多有与党报迥异的地方。主要的做法是深挖灾难背后的体制原因，以问题意识而不是宣传意识重新组织灾难的报道框架和认识结构。在市场化这种冲击下，党报通讯体的感动模式濒临崩溃。
在这个二十年，灾难报道的问责模式取代感动模式，成为报道的主要模式，当然，也是理解政府的主要模式。市场化媒体将其巩固为专业主义的报道方法，以此与党报媒体抗衡。谴责与批评，成为这段时间的主流，感动模式龟缩，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
汶川地震，是感动模式与问责模式以最大规模交集的历史时刻。这是感动模式起死回生、问责模式转向衰落的标志，两种模式交错、较量，埋下了许多伏笔。一个主线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人道主义的感动模式要被意识形态的感动模式取代，专业主义的问责模式必须死。
温家宝在川震小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字，极具象征意味。谁可以决定多难兴邦？这五年来，事实胜于雄辩，政府决心掌握多难兴邦的话事权与解释权，感动模式成为必要的补充，甚至是兴邦的主要方式，受到了相当重视，感动模式被保驾护航了。
如果说“多难兴邦”是感动模式的机制因素，那么，维稳体制可视作是感动模式的政治动力；而在宣传指导方针上，用正确的舆论鼓舞人，可看做是用感动模式来引导舆论的关键功能。感动模式的紧迫性有了，需求有了，原理甚至是维护条件也都具备。
随着维稳体制深入发力，舆论阵地说再次被提上优先日程，市场化媒体同时遇上了经济与政治双重紧缩，问责模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与专业主义的上层理念受到严重削弱，问责模式随之式微。
但是，在09年至今的五六年中，感动模式的媒介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强弩之末的传统媒体与弱势的社交媒体曾有一段并行期，在这个阶段，感动模式在动车事故、上海大火等时间上依旧面临挑战，问责模式迟迟没有被清场，衬托感动模式相当不人性、不正常。
要改变问责模式的基础，必须要改造这一模式存在的媒介环境。随着维稳体制深入发力，舆论阵地说再次被提上优先日程，市场化媒体同时遇上了经济与政治双重紧缩，问责模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与专业主义的上层理念受到严重削弱，问责模式随之式微。
感动模式在这个情况下抓紧接管问责模式的原有领地。在媒介类型上，越来越多党媒恢复了活力，挤占市场化媒体空间；在社交媒体上，问责模式所倚重的大V为二级传播枢纽的机制被拆除；在社运层面，律师等行动派被限制了能力，解除了问责模式的议程设置能力。
随着问责模式的原理与基础被各个击破，感动模式在各个方面受到了鼓励。感动模式的竞争对手不复存在，它可以大行其道；按需起用大量网评员以污染信息，扭转舆论导向屡试不爽。感动模式不只是入侵舆论，也在确立认识灾难的党化框架，灾难新思维诞生了。
在长江沉船事件上，从汶川地震开始积蓄、动车相撞事件时大有所成的感动模式开出了奇异的成果。多少次游过悲伤的水域，死者是“回归长江母亲的怀抱”等笔法大行其道，关键是，这种感动模式获得了大量受众的响应，感动模式的受众基础得以重建。
社会大众更愿意接受感动模式，甚至出面为其辩护，转而对问责模式不感冒、甚至引以为捣乱，意味着灾难对社会心理的极大程度的冲击与重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问责模式长期在“责而无效”“问而无用”层面上徘徊的结果，大众或势利或失望，心理防线为感动模式打开缺口。
还有一种情绪需要解答的，那就是有人认为自个是真感动，是无政治色彩的人道主义纯粹情感，因而不是被操纵的感动模式的“肉鸡”。这种个人情感流露也是有的，但是如果问责不自由，不仅赞美无意义，感动也是肤浅的。感动模式对纯粹情感的矮化与利用，让独善其身变得困难。
正如一开始讲到的，感动模式在经过市场化媒体的挤压，在维稳时代获得发育，趁着新媒体技术巩固媒介基础，它本身也在进化当中。它可能更加隐蔽，比如由更具欺骗性的媒体执行，或者控制事实暴露的节奏，总之是要令问责模式保持破碎，无法形成有规模的压力。
感动模式在今日的媒介环境下，即使问责模式驱动的市场媒体消失殆尽，其专业专业主义精华呈现碎片化存在，但感动模式在事实与传播两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一切灾难及其传播都在手机上展现，擅长控人的维稳机制难以控住传播，问责模式的灵改在传播（而不只是新闻）中流传。
如果说，从前市场化媒体所支撑的问责模式还只是体现为报道框架的话，在问责模式成为传播动力，打散在个人化传播中，它就变成了一种因为灾难而被强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表达。手机成为一种政治化的延伸，感动模式反倒萎缩为狭义的党媒倾向，它看似常在，其实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