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简称“北高”，这个由高中生自发串连组成的反黑箱课纲组织成员高达80人。由5位成员组成决策圈。这些年轻人出生在台湾解严之后，他们的成长正好伴随着台湾民主化的推进，对于他们来说，“民主制度”就像吃饭一样自然。
大家开会讨论决定了决策圈的人数以及产生方式：在自己的Facebook社团里投票，由于Facebook的程式设计，每一个人的投票都是会显示姓名的，但这并不影响选举的进行。所有人都各有五票，在数十位候选人中选出票数最高的五位组成决策小组。
“北高”的成员们都非常重视这场选举，有意竞争者之间也展开拉票攻防战，想办法说服同学投谁或不投谁。最终，超过50人参与了这次的投票，五位决策组成员是：台北市师大附中的庄于庭、成渊高中王品蓁、建国中学的朱震，还有已经分别从华侨高中和中和高中毕业的梁艳柔与萧任佑。
决策小组选举的过程完全在网路上进行。这正是他们这个世代，除了“民主制度”之外，另一个像是与生具来的特征——他们都是“数位（数字）原住民”。“民主”和“网路”也正是他们在从事反黑箱课纲运动中最锋利的两柄宝剑，但这宝剑同时也是双刃剑。
对于这些高中生来说，这场反黑箱课纲运动是他们很多人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在去年的太阳花学运时还对于运动持负面评价。
师大附中的高一生钟欣庭在进入高中之前，政治立场“偏蓝”，也就是比较认同国民党。对于学生占领立法院抗议“黑箱服贸”的行动非常反感，“我那时就觉得这些学生为什么要来反服贸，为什么不好好想办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然而一年之后，钟欣庭加入了“北高”， 穿着那件反服贸时潮到出水的“自己国家自己救”T恤穿梭在台北街头。她的立场之所以发生180度大转弯，是因为进入高中之后开始和学长姐聊社会议题，同侪的影响很快打破了她从小到大养成的政治观念。
虽然这场运动里处处可见太阳花的影子，但一部分曾经参与太阳花的“社运圈内人”开始时并不看好这个运动，也不认为这是重要的议题。19岁的辅大学生罗宜曾经是“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成员，这是太阳花运动的主力团体之一。在6月的时候，反黑箱课纲的议题刚刚开始进入公众视野，高中生的网路串联星火燎原。在那时，很多有经验的社运人士和罗宜一样选择不介入中学生们的行动，任这些野花自己生长。
此后，高中生的运动主体位置渐渐形成，除了“北高”之外，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也都有了自己区域的反黑箱课纲学生组织。
除了网路的串连之外，他们的行动也离开键盘，走上街头。他们在上学期期末利用每天放学的一个小时到高中外宣传反黑箱课纲的议题。他们拿着大声公对路过的同学们喊话，顺便也发送贴纸和文宣给他们，希望引起更多同学的关注。“北高”的学生们把这场活动称为“第八节突袭”。
有些收到传单或者听了演讲的高中生会向“北高”的同学反馈：谢谢他们的宣传，他自己也很关心这个议题，但是没有勇气站出来。
运作一个全台性的议题原本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作为运动主体的高中生们并没有运动经验。其他有社运经验的NGO在协助时，也尽量保持一定距离，尊重高中生们的主体性。这样的态度使得当运动出了问题时，学生们时常单独面对各路来势汹汹的批判者。站在学生对立面上的有政府官员、执政党民意代表、一部分学者和媒体。随便哪一路人马都比学生团体兵多将广，粮草充足。
特别是在爆发找民进党报销1495元的收据事件之后，运动被指为受到民进党的操控。其后又发生722晚会前“叫警察”的误会，而这两起重挫运动的事件都是由于“北高”内部的资讯被泄漏，作为数位原住民的他们，在使用网路快速串联、讨论行动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网路资讯安全的风险。而一旦“莫非定律”生效，风险转化为负面事件后，这把双刃剑的伤害也是成倍的。
7月22日学生们夜宿在教育部前，学生间一度人主张“冲”，但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而作罢。第二天一早教育部政务次长林思伶前往大门口关心学生健康，但是对于是否撤回课纲并没有回应。同时22日晚上的教育部4场座谈中，官方依旧没有回应学生们的诉求。
被激怒的学生们在23日晚间11点重新执行前一天晚上叫停的冲击计划。他们翻过教育部的围墙，进入主体建筑物，他们并没有遇到警察的阻拦，一行人进入部长室之后，便效仿太阳花学运时占领立法院议场的防御方式，将部长室内的植栽、桌椅堆高挡住门。此时，赶到的警察开始破门，学生们手挽手的坐在地下，现场有学生情绪崩溃大哭。
很快，警察们突破了防线，占领部长室的学生们被全数逮捕。这些学生们并没有像以往一样被游览车式的警备车载走，而是被塞进厢型警备车中带走，一起被捕的还有三名记者。
教育部当天决定对所有成年的学生以及记者提出控告。面对运动本身，学生们经常不仅是经验不足，装备欠缺；随着抗争行动而来的刑事责任，很多学生并没有做好接受政府当局法律追诉的心理准备。“提告”和“撤告”在这场抗争中变成了政治博弈的筹码，教育部是否撤销对于成年学生们的提告则成为了双方除了课纲之外的另一个攻防焦点。一直到8月10日傍晚，教育部才正式对撤回了对学生和记者的告诉。
另一起重击学生团体的事件，无疑是林冠华的自杀。在台湾的社会运动当中，自杀事件是很罕见的，特别是一个这么“年轻”的运动当中，有一个年轻人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些第一次参与社会运动的学生来说，这样深刻的运动伤害所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和他们聊天时，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的青春和稚嫩，笑闹的时候完全不顾及形象，但是当认真讨论起课纲争议和同伴的去世时，他们却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和冷静。
“包括家庭、以及和虚伪大人谈判的压力……我们真的累了，大家都是。”8月6日，驻守教育部广场的学生身心压力几乎到了极限，在柯文哲、蔡英文等政治人物交相探视、劝说之下，学生们宣布占领教育部运动结束退场。学生宣布退场时，苏迪勒台风前缘的强风，吹得广场上帐棚边缘啪啪作响。
这个夏天，短短的两个月，他们经历了太多，学习实践民主机制、和别人沟通合作、面对舆论压力、抹黑和谩骂甚至直面生死。这些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生难有的经历，但是却被浓缩在了2015的这个夏天，像吞下了一颗胶囊，这其中的滋味是苦是甜，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那个无忧无虑生活在小确幸中的自己，接下来，只能继续走下去。虽然离开了教育部的广场，但反黑箱课纲的议题并没有结束，他们将回到自己的学校重新积蓄力量，深耕校园。对于他们来说，经此一役后，校园生活就是社运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