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1990年,张先玲扫墓,看到儿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
1990年,张先玲扫墓,看到儿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
“以台湾转型正义的前阶段来说,也许要推进到目标需要一百步,现在只能推进两步,但这两步都得用尽力气、都有意义。就像小孩学走路,他非常奋力站起来、用力迈开脚,走两步就跌倒,我们不会耻笑他说:‘为什么这么不会走?’”
“电视上就出现一张字卡、一条新闻:‘造谣大王肖斌抓到了’,从那时开始,路边再也见不到有人谈论这件事,也不会有人接受你的采访了。”
如果“社区工作”无法配合选举工程或进入主流政治,是否还有意义?进一步说,“社区工作”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如何?衡量“社区工作”价值的标准是什么⋯⋯伞后若要重新思考基层如何发轫民主的力量,便需要回答这些问题。
从诞生到被遗忘,反996运动经历了什么、唤醒了哪些讨论;反996许可证是否违反了开源精神;以及,这场运动为何没能走得更远?
90年代,甚至没有合适的词汇来称呼同性恋者。Manu的伴侣因罪恶感太深,会将言行暴力发泄在他身上,“他们爱我也关心我,但内心深处的某种观念,又让他们恨我。”
“他(张荣发)说1就是1,绝对没有1.1或0.9。”长荣集团长年以服从、纪律形塑企业文化,上面一个指令、下面一个动作。长期受企业文化影响的空服员,是否会和华航空服员一样,无惧忤逆上级,也要勇敢站出来捍卫权益?
时间不够,人不够,支援不够,香港公民科技起步缓慢,困难重重。但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做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项目,成为一个“nobody”的参与者。
抗议行为对公众造成伤害的程度,固然是法庭作整体量刑决定时必须纳入考虑的事项。然而,即使抗议行为对公众造成的不便,达到“过份”及不合比例的程度,亦不必然使公民抗命或其他基于良好犯案动机的减刑理由失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