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台湾人来说，史明作为一个革命家的热血象征，比他所谈论的战略、战术、纪律、大众路线还清晰许多。这是史明晚年遇到的难题，他所谈的大多是“实务”问题，革命如何实践、理念如何传播等等，但台湾人对他大多是“务实”的工具性理解，史明只是个符征（形象），而符旨（意义）则可以任意填空。
2014年之后，好像有种感觉是，香港未来已经被关掉了、就这样了、没有希望了。但在2019年，抗争者又慢慢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个运动激活了香港。这个运动不断地在挑战中国的政治宣传、重新说香港的故事。香港故事可以不从回归讲起，可以不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讲起，是可以重新去打开这个辩论，去讨论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威力无穷的。
城邦的新生代与帝国的新极权遭遇，形成必然性冲突，问题在于，它所激发的，仅仅是一时的悲情？还是像六四一样，产生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香港的六月七月如斯漫长，烟雾、泪水和口号声中，与世界各地抗争运动相似，涂鸦也出现在现场及现场背后的各个角落。首个引我注意的“反修例”涂鸦，是6月21日示威者围堵警察总部时出现的“唔好搞我后面”——这个直接在警总出现的刑事毁坏行动，仿佛预示了整场抗争的局势将朝更基进的方向发展。 而后被世界瞩目的，则是示威者于7月1日攻下立法会后所做的涂鸦。他们在攻下的建筑里撑著伞，保护涂鸦者的真实形象与身份，他们把区旗涂黑、把建制派议员的相片涂黑、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剩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写上“释放义士”、“狗官”（大量）等等字句，这些建筑内部的涂鸦被大量拍摄、上传、发表，
香港市民对自己城市实质自主和自由的诉求，正好跟一个正在兴起的威权中国发生冲撞。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