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赵益民:在新自由主义与时间性之间,进一步思考反资本主义政治
在发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能动性的病毒之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哈维在他的评论里所没能抓住的东亚故事的另一面:一个全能、高效但却韧性不足的社会-政治集合体。
在发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能动性的病毒之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哈维在他的评论里所没能抓住的东亚故事的另一面:一个全能、高效但却韧性不足的社会-政治集合体。
林芦经营印刷厂近30年,生意从未试过这般惨淡,去年6月社运至今,他已自掏腰包倒贴100万港元,仍未见风浪尽头。数十万香港中小企苦苦支撑,电视剧里拯救企业的半泽直树会否出现?谁会和艰难的老板共患难?
这大半年,他从一个出钱不出力的香港市民,变成一个亲力亲为,投身民间自救的公民,他说,忙碌并非他所愿:“我是被逼做的,非常不想做,我只想玩,但有时我又看不过眼,其他人做得太慢,政府做得太慢。”
如果只有社会主义政策对如今的世界才有效,那么毫无疑问,寡头统治者会确保其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而反资本主义政治的任务就是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香港活了这么久,他说踏入71岁时,才真正认识香港人。医护静坐、抗议警暴、要求封关,在集会现场,他多次默默现身。他说,“我对政治完全没兴趣,但是对freedom有兴趣。”
相比总归有利益可谈的贸易战,这场新闻战毫无形成妥协的现实基础,反而强化着中美相互憎恨的身份,它甚至都不关乎任何对强权和地缘政治的分配,而是“两个民族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