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追责求偿的法律行为的未来走向,虽然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也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法律行动理解为披上法律外衣的政治伎俩。
无论是站罗琳者还是踢爆罗琳者,这次罗琳事件所激起的讨论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关于跨性别者的政治权利和哲学讨论由来已久。
习思想何以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丝毫不避讳其使命,在21世纪为“人类的发展”提供解决普遍难题的“中国方案”?
在硬碰和屈从之间,我们还有多少选择?香港还有没有明天?我不知道,但明天我们还要活着。如何活?
在中央更积极处理香港事务的当下,特区政府未来的管治系统亦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素。
当警员身着作战服、配备军用枪械、搭乘装甲车行动,并接受来自军方的训练时,“军/警”间的分际就越形模糊。
新常态下,香港电影中的警察角色会如何变化?我们邀请导演、编剧和影评人谈谈警匪片的明天,以及可能就要消失的创作自由。
所谓“民主危机”,本质上是一场社会的存在性危机:我们,还愿意在同一个国家中和平共处吗?
我想起了哈维尔说的:“所谓希望,并非确信事情总会有好结果,而是不论结局如何,也肯定有其价值。”
香港特首应当指定法官审理国安案件的安排,将史无前例地撼动香港的司法独立传统和整个法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