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四个学者告诉你,G20前后,香港的抉择与未来
请愿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G20?如何看待重新被提出的诉求“真普选”?在国际政治中,香港目前的地位、角色是怎么样的?香港学者、海外学者又如何研判影响香港前途的杠杆因素?
请愿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G20?如何看待重新被提出的诉求“真普选”?在国际政治中,香港目前的地位、角色是怎么样的?香港学者、海外学者又如何研判影响香港前途的杠杆因素?
一个正态的公共舆论空间分布在短短几年内就遭到大面积破坏,导致中间声音在社会上日趋衰弱,左倾声音冲高,以及激进的自由主义声音在社会上重新获得广泛同情并且重新被道德化。
在哲学教育的目的选择上,法国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自由思想的能力”,而只不是“维持政权”;或者说,即便是为了“维持政权”,也是一个应由“开明公民”根据独立自由判断能力选择的“共和国政权”。
今次港府以至北京在《逃犯条例》修订的让步,被《纽约时报》形容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最大退让。事后检讨,这次政治误判有几个主要的“死因”。
民进党把明明可以透过事先演练的选务所排除的缺失,一股脑地卸责给公投制度,透过恶意的修正,使其不再能够有效运行,实质瘫痪公投制度,侵害台湾人民手中原有的民主。
6月9日深夜和12日在香港金钟的冲突,都明显地以青年人为骨干。后雨伞一代在反《逃犯条例》修订一役中为何“突然出现”?背后有甚么样的基础?
在任何情况下,加强共产党在中国国内的硬实力,对他们来说都比软实力更加重要,而他们发展出的这种滥用的刑事程序,对于持续增强共产党权力、确保党的生存而言,乃是不可或缺之物。
当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新自由主义破产后,中美间以新苦力主义为中心的国家与资本的共谋也宣告破产,中南海和华尔街的合作再难以为继,双方的分岔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