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催泪烟中的香港孩子:当他们问迷路还找警察吗?当他们拿起玩具枪⋯⋯
孩子们在三个月间经历了高密度暴力场景,他们吃下催泪烟,送别换好装备上前线的父亲,他们的发问,作为成人的你懂得如何回答吗?
孩子们在三个月间经历了高密度暴力场景,他们吃下催泪烟,送别换好装备上前线的父亲,他们的发问,作为成人的你懂得如何回答吗?
维稳体制的功能,以及民众把政治本身理解为一种约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仍然是很原始的、而非现代的政治动物。
民调显示,在全港市民当中,有过半同意或非常同意“当大型和平示威都未能令政府回应时,示威者有激烈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不同意的不到三分之一。
“阵地社工”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部分香港社工长久坚持的价值观:“为人民维权,不为政府维稳”的集体意识和觉醒。
在1997主权移交前,中华民国政府以“港澳将实施一国两制”为前提拟定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2019年,台湾迎来新一代香港“逃犯”潮,《港澳条例》将与自身的历史直面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