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去国三十载,若在故土上不能说话,与流亡何异?——张伦专访
他是当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广场纠察总长;是语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师门下的高足;是被三个孩子弄得手忙脚乱的父亲,也是无法床前尽孝的孩子。
他是当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广场纠察总长;是语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师门下的高足;是被三个孩子弄得手忙脚乱的父亲,也是无法床前尽孝的孩子。
“电视上就出现一张字卡、一条新闻:‘造谣大王肖斌抓到了’,从那时开始,路边再也见不到有人谈论这件事,也不会有人接受你的采访了。”
“发现 2024 仿佛是《1984》之前,让我们搞清楚我们希望创造怎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保障是合适的,以及政府和公司使用科技的界限。”
中国网络生态上的反穆仇穆言论与当代信息技术的本身特性息息相关,深受以伊斯兰恐惧症为特征之一的全球右翼思潮崛起影响,并在中国当前选择性审查机制中,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自相矛盾下的怪胎之一。
历代政权谈到五四时都或多或少地曲解民心民意:对于在国内实现民主和科学的话题只是蜻蜓点水,重点都是鼓励从外部寻找敌人的爱国主义。百年以来,这种做法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中国社会从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埋下了混淆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祸根。
十年间,一千万个本该出生的女婴“消失”了。男孩们长大后只能打光棍,有人单身33年,有人被媒婆骗,还有人娶了越南媳妇,没多久,媳妇跑了。
韩姐舍不得买打胎药,她背起100斤的红薯箩筐来回跑、跳梯田、用拳头打肚子、用推磨的杠使劲往肚子上压……但无论什么办法,孩子就是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