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 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上)
“电视上就出现一张字卡、一条新闻:‘造谣大王肖斌抓到了’,从那时开始,路边再也见不到有人谈论这件事,也不会有人接受你的采访了。”
“电视上就出现一张字卡、一条新闻:‘造谣大王肖斌抓到了’,从那时开始,路边再也见不到有人谈论这件事,也不会有人接受你的采访了。”
“发现 2024 仿佛是《1984》之前,让我们搞清楚我们希望创造怎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保障是合适的,以及政府和公司使用科技的界限。”
中国网络生态上的反穆仇穆言论与当代信息技术的本身特性息息相关,深受以伊斯兰恐惧症为特征之一的全球右翼思潮崛起影响,并在中国当前选择性审查机制中,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自相矛盾下的怪胎之一。
历代政权谈到五四时都或多或少地曲解民心民意:对于在国内实现民主和科学的话题只是蜻蜓点水,重点都是鼓励从外部寻找敌人的爱国主义。百年以来,这种做法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中国社会从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埋下了混淆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祸根。
十年间,一千万个本该出生的女婴“消失”了。男孩们长大后只能打光棍,有人单身33年,有人被媒婆骗,还有人娶了越南媳妇,没多久,媳妇跑了。
韩姐舍不得买打胎药,她背起100斤的红薯箩筐来回跑、跳梯田、用拳头打肚子、用推磨的杠使劲往肚子上压……但无论什么办法,孩子就是不掉。
我们为他订的生日蛋糕上,风趣地写上了“Long Live Chairman Mac! (马主席万岁)”的题词。马若德教授笑着自嘲说:“我在哈佛担任了几十年的系主任,Chairman倒也可以译成‘主任’。说到长寿,我现在就已经比毛主席长寿了……”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白民主国家为何有举报但无告密,那么他们也就能知道,只有法治才能消除告密和举报的胆寒效应,也才能迎接一个免于恐惧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