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王菁:民族矛盾、网络极化、选择性审查——解剖中国网络反穆情绪
中国网络生态上的反穆仇穆言论与当代信息技术的本身特性息息相关,深受以伊斯兰恐惧症为特征之一的全球右翼思潮崛起影响,并在中国当前选择性审查机制中,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自相矛盾下的怪胎之一。
中国网络生态上的反穆仇穆言论与当代信息技术的本身特性息息相关,深受以伊斯兰恐惧症为特征之一的全球右翼思潮崛起影响,并在中国当前选择性审查机制中,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自相矛盾下的怪胎之一。
历代政权谈到五四时都或多或少地曲解民心民意:对于在国内实现民主和科学的话题只是蜻蜓点水,重点都是鼓励从外部寻找敌人的爱国主义。百年以来,这种做法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中国社会从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埋下了混淆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祸根。
十年间,一千万个本该出生的女婴“消失”了。男孩们长大后只能打光棍,有人单身33年,有人被媒婆骗,还有人娶了越南媳妇,没多久,媳妇跑了。
韩姐舍不得买打胎药,她背起100斤的红薯箩筐来回跑、跳梯田、用拳头打肚子、用推磨的杠使劲往肚子上压……但无论什么办法,孩子就是不掉。
我们为他订的生日蛋糕上,风趣地写上了“Long Live Chairman Mac! (马主席万岁)”的题词。马若德教授笑着自嘲说:“我在哈佛担任了几十年的系主任,Chairman倒也可以译成‘主任’。说到长寿,我现在就已经比毛主席长寿了……”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白民主国家为何有举报但无告密,那么他们也就能知道,只有法治才能消除告密和举报的胆寒效应,也才能迎接一个免于恐惧的正常生活。
以排比句式连提“斗争”,予人浮想联翩之际,等于宣告邦国和平不再,毋宁重启内战。而这恰是红色帝国每遇危机之际的拿手好戏。“解决台湾问题”如利剑悬顶,一旦内政吃紧,大国关系紧绷,则随时出鞘。
2018年,中国网络审查最敏感最无法触碰的,已经不仅仅在“政治敏感”上——中国网络审查的目光开始转向与“大国形象”相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