猩球崛起

1979年，靈長類動物學家古德博士（Jane Goodall）發表了一篇將改變人類自我認知的論文。她和研究團隊記錄了1974至1978年間，在非洲坦桑尼亞貢貝國家公園兩個黑猩猩族群之間的，一系列令人髮指的暴力衝突：有組織的突襲和綁架、成年黑猩猩之間的血腥殺戮﹑對雌性黑猩猩的強暴，還有對新生幼兒的同類相食行為。古德博士在《我和貢貝黑猩猩的三十年》中，寫下多年後仍會讓她在午夜驚醒的恐怖畫面：一隻黑猩猩直接拿手去接敵人傷口中湧出的鮮血來飲；平日溫和憨厚的老黑猩猩將一塊巨石砸向敵人；年輕的黑猩猩把曾是自己童年偶像的，年邁孱弱的老猩猩打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後不願意住手，緊追著把牠往死裡打。

黑猩猩（Pan troglodytes）和人類（Homo Sapiens）在7百萬年前左右才分化，是人類在靈長類中的進化最近親，共享約98.8% 基因。這份報告嚇壞了第一次完整地觀察到這些近親族群鬥爭的人類。1979年的人們剛經歷完冷戰「緩和」的70年代，美蘇在1972年簽署了《第一次戰略武器限制協定》，並舉行了一連串的峰會外交。大國之間暫時不打，衝突卻輸出到發展中國家：1973年以色列與埃及發生「贖罪日戰爭」，引爆後面的第一次中東石油危機；1974年埃塞俄比亞「非洲的最後皇帝」被推翻，新的紅色恐怖政權上台，後成為非洲在冷戰中最慘烈的冷戰暴力之一；1975年赤柬攻入金邊，波布（Pol Pot）成為國家領導人，推行極端農業烏托邦，強制城市居民撤離，數百萬人被趕到農村勞改，貨幣、學校、宗教被廢除，知識份子與少數族裔被誅滅。在往後幾年間，全國最少四分一人口，包括華裔﹑越南裔﹑穆斯林等被虐殺、酷刑、處決，不然就是在飢荒與強迫勞動中死亡。

人類社會的惡意與恐怖不是新聞，世界和平不衝突，那怕只有半天，那才是新聞。但在古德博士這篇論文發表之前，人類一直想像黑猩猩是沒有「黑化」的人類，以為牠們既有靈長類的聰明和創造力，但又有人類沒有的與世無爭﹑溫厚樸實。所以發現這個純真可愛的小堂弟原來面目猙獰，的確把時人嚇出一身冷汗。《國家地理雜誌》當年報道古德的發現：「令人深感不安的是，這些最初展現出非凡創造力與複雜社交能力的黑猩猩，如今卻以一種方式走向『成熟』——這種成熟讓牠們與人類社會產生了驚人的相似性，那是一個充斥著戰爭、領土爭奪與種族衝突的世界。」

人類和其他動物同住在一個星球上，在進化史裡互相糾纏，動物自古以來就是人類想像世界的出口。上世紀於歐洲出土的早期人類洞穴裡，會找到滿壁的動物畫像，牛﹑馬﹑狼等動物的生產季節對應著我們現在的一年四季，這可能是人類對時間循環最早的理解。如果人類曾經想像過，既然我們的「親戚」天性和平，那麼說不好人類之間也有一天會團結一致，那麼這些幻想的確是遭受了沉重一擊。

如果貢貝黑猩猩的行為展現了牠們的本質，那我們的世界的確處處充滿著我們是近親的證據：種族屠殺﹑戰爭，各種暴力的極端主義，威權與強人政治，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進化的痕跡深深嵌在我們的基因裡，就像一早寫好的命運，人類展現過的所有良善﹑愛與美好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戲子行為，一切和平進步的努力都將徒勞無功。

現在一大堆全球問題要等著大類「大團結」來解決，如果團結和合作根本是異想天開，那倒不如將我們的自私殘暴「天性」發揮到極致，學習馬基雅維利，徹底拋棄虛偽的道德包裝，承認我們本就自私自利，不要再裝作關心遠方的他者是不是又慘又冷又餓，更不要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可以真心「利他」。

如果故事說到這裡就完結，那我們應該是注定要投降的。

人人都想當alpha male

弱肉強食是我們的天性嗎？

每天打開任何一家媒體，都會發現全世界的權力頂端都充滿了「阿法男」（alpha males）。2025年7月，特朗普選了今年40歲，毫無外交經驗的右翼網紅Nick Adams 為駐馬來西亞大使。Nick Adams 和 Charlie Kirk 一樣，是MAGA派近年崛起的年輕新星之一，出過好幾本書，大多都是在推銷愛國、男性氣概、反自由派的觀點。

在其中一本由特朗普寫推薦序的書Alpha Kings裡，Adams指男性必須恢復和強化男性天然﹑傳統的性別角色。例如男性雖然有保護比自己弱小的女性的責任，但也有責任糾正和教育女性，這種行為不應該被稱為「男性說教」（mansplaining）；男性永遠不應為自己的行為道歉，因為男性天生是女性的領導者，領導者是不會道歉的。他告誡他的支持者們：「永遠不要戴口罩。永遠不要拿起『Fortnite』的手掣。從打『Fortnite』和吃去骨雞翼開始，最後就會走到性別代名詞（pronouns）和共產主義。」不能打Fortnite是因為真男人不應該沉迷打遊戲機，不能吃去骨雞翼是因為吃肉又要去骨不夠「man」，真男人要吃有骨頭的42安士大肉排，因為咬骨頭、啃肉才顯得「陽剛」，而去骨雞翼是給女人，以及自願和女人「平起平坐」的beta males吃的。

Nick Adams「支配與弱肉強食」的阿法男想像不限於性別角色，還是一套屬於男性的競爭法則：世上就只有贏家（alpha）和輸家（beta），二者的分別正是誰對弱者行使了完全的控制。在商業世界，alpha male也被視為成功的指標：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華爾街投行的Wolf of Wall Street文化，就被廣泛批評為一種鼓勵盲目冒險﹑弱肉強食的競爭和侵略式銷售的阿法男文化，一些金融危機後的心理學研究發現，如果先威脅男性的「男子氣慨」，再鼓勵他們彼此競爭，他們就會出現好鬥﹑過度冒險與短視的投機行為。更不用說的是阿法男已經成為「非自願單身」（INCEL）極端厭女社群的核心想像：只有「高價值」的阿法男才能掠奪最多的性資源。

比較少人知道的是，alpha male的概念和「合理性」，都是人類社會從動物世界借來的。1970年代，生物學家和環境作家 L. David Mech出版了狼群研究的經典The Wolf，書中指狼群中都有一隻在權力頂端的雄性狼，通過威嚇和暴力打鬥壓下所有對牠的挑戰。人類中已有的，不擇手段地獲取資源，強者壓制弱者的想法，居然在動物界中得到了佐證，以致The Wolf一出版立刻成為暢銷書。但Mech後來通過更多研究，竟發現自己的結論大錯特錯：野生狼群中所謂的alpha male其實是父親，alpha female是母親，狼群的連繫與「階級」源自血緣與互相照料，不是弱肉強食。此前他依賴的狼群研究都是在圈養狼中進行的，十幾隻互相不認識沒有關係的狼被迫住在 10×20 公尺的小空間裡，有限資源導致必然的打架、支配與屈服。但那並不是狼的自然生態。

Mech在數十年間一直要求下架The Wolf，但到2022年出版商才承諾停止印刷。而人類依然不斷在動物界尋找支配弱者的合理性。1994年，美國衆議院議長，共和黨保守派金里奇（Newt Gingrich）將荷蘭靈長類學家德瓦爾（Frans de Waal）描述黑猩猩的著作《黑猩猩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列入新當選國會議員的推薦書單，並指此書是「政治操作的自然法則」，直接讓書中形容黑猩猩首領的「alpha male」一詞再次爆紅。金里奇曾經表示，人類必須看清自己所進化而來的動物王國的真實面貌：「一個在各個層面都極度競爭、充滿挑戰的世界」，而殘酷的競爭是「自然」的（有趣的是，在特朗普崛起後，許多人將金里奇和他直接比較，認為金里奇的「共和黨革命」和特朗普的政治非常相似）。

但德瓦爾跟Mech一樣，對自己令這個名詞大受歡迎感到非常遺憾，認為金里奇和許多人一樣誤用了「alpha male」：「你不應該稱一個霸凌者為alpha male，靠著自身強壯來恐嚇和侮辱人的人，未必就是alpha male。」在德瓦爾的《黑猩猩政治》中，alpha male 不是單靠蠻力，而是通過政治協商來結盟、拉攏同伴、安撫下屬，以維持領導地位。黑猩猩的alpha male不止不能單靠打架上位，還需要經常當社工，安慰和照顧群體裡受傷的成員，甚至有研究發現alpha male 安慰社群裡其他猩猩的頻率遠高於其他猩猩，包括alpha female。而且，成為領袖不僅意味著權力，還伴隨著責任；領導族群的雄性不僅要照顧自己的親族，還要照顧盟友和朋友的伴侶與子女，研究甚至顯示這些領袖的壓力水平往往特別高。更不必說，新近研究發現動物界根本不一定有alpha male，甚至連雄性主導都不是常態。

這些大概是以為當alpha male就可以每日掠奪資源的政客想像不到的。德瓦爾在後來的著作《瑪瑪的最後擁抱》（Mama’s Last Hug）裡，還巨細無遺地描述了雄性黑猩猩在衝突後的和解行為：以「69」的姿勢交纏在一起，互相舔和吸吮對方的肛門，舔完之後兩隻猩猩怒氣全消，握手言和。在美國文化戰爭中高舉「家庭價值」，認為同性戀不符合人類天性或太「beta male」的金里奇和Nick Adams，可能正是沒有認真看科學研究，才作出自己就是alpha male的結論。Alpha male如果只需要支配弱者，那也未免太好當了。

我們都是雙面人

暴力與殘酷是真實的，但愛和理解他人痛苦的能力也是真實的。

非洲人早就認識黑猩猩，「chimpanzee」這個詞就是來自剛果語（Kivili） 的 「kivili-chimpanzee」，意思大致是「模仿人類者」；後來這個詞由17世紀歐洲的奴隸貿易商人和殖民者傳進歐洲。18世紀初，世上第一個把整個動物王國分門別類的瑞典動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把包括黑猩猩在內的猿猴和人類一同歸入靈長目（primate），把18世紀的歐洲人氣得半死，認為林奈在「褻瀆」神和人類。19世紀末，黑猩猩被西方拿來合理化殖民和種族主義，例如將非洲人比作「未進化」的猿猴。到了我們得以近距離﹑長時間觀察牠們的生態之後，我們又對牠們的族群競爭模式津津樂道，並且將之當成我們「天性自私」的證據。

黑猩猩已經在我們的文化想像裡遊歷了相當長的時間，但我們的另一個親戚卻在人類起源的敘事中長期缺席。倭黑猩猩（bonobos；有說名稱來自非洲班圖語的「祖先」）跟黑猩猩一樣，和人類在約7百萬年前分化，共享98.8%基因，但牠們生活在剛果盆地偏遠地區，直至20世紀才開始被現代科學發現和研究。但這些德瓦爾口中「被遺忘的猿類」（the forgotten apes）可能是人類理解自己本質的真正關鍵。

我在威斯康辛的動物園見過這些「親戚」。只需要觀察倭黑猩猩一陣子，你就會發現牠們「嬉皮猩猩」﹑「Make-love-not-war apes」的稱號名不虛傳。首先倭黑猩猩是母系社會（千萬不要忘記，人類也有經歷過母系社會，父系並非一定「自然」），而且不論男女老幼，只需要一個對眼就能閃電爬到對方身上搖幾下（性別組合不限，所以這不是為了生殖的交配行為，而是純粹為了「樂子」的性行為），或者開玩笑般舔幾下對方的生殖器，然後一起咧嘴大笑，露出紅紅的牙齦，再翻滾到別的地方追逐遊戲。不「淫樂」的時候，倭黑猩猩會躺在陽光下，叼著一條樹枝曬太陽，或者單手支撐著頭側躺在一邊，煞有介事地看著自己發白的腳掌發呆。

用人類的標準來看，牠們可能是頹廢的躺平青年，但牠們幾乎不打架，衝突發生的時候牠們就用身體接觸來解決，用最俗的語言來說，打炮比打架有用。而且牠們不止對親族和平友愛，對外人也是一樣：如果兩群黑猩猩在野外狹路相逢，最有可能的結局就是發生激烈打鬥，落得像貢貝黑猩猩戰爭一樣的結局；但如果兩群倭黑猩猩在野外相遇的話，場面的確也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但不是打架，是互相抓癢，親吻擁抱和性交。

如果黑猩猩是人類排外﹑部落主義（tribalism）﹑殘酷競爭的那一面，那麼倭黑猩猩就是人類把陌生人視之如己的一面。只是我們在談論人的本質時，總是會忽略這個部分。很多人都知道xenophobic的意思是排外，因為新聞上滿滿是反移民政客的論述，但很多人卻未必知道還有xenophilic（親外）這個詞，更不會知道照顧外人﹑陌生人並視之如己的行為，同樣深嵌在我們的進化基因裡，很可能同是人類的本質。

而這種行為還有更深的根源。靈長類學家德瓦爾在《人類的猿性》（The Inner Ape）裡，記錄了許多倭黑猩猩明顯有能力感知和理解他人痛苦，並且會在不計較自己的得失下幫助他人的證據。有一隻在英國動物園的雌性倭黑猩猩Kuni，在偶然之下發現一隻因撞到動物園玻璃而受傷的星椋鳥。Kuni 過去輕輕撫摸受驚的小鳥，小心翼翼地把牠提起來，再爬到樹上用雙腿纏住樹枝，好讓自己能騰出雙手捧住小鳥。Kuni 溫柔地把小鳥的翼拉起來察看傷勢，輕輕放手嘗試讓小鳥飛走，只是小鳥飛不起來，拍了兩下翼又掉落在河邊。Kuni 於是從樹上爬下來，一整天盯著躺在地上的小鳥看，幫牠趕走因好奇想來打擾的年輕倭黑猩猩。牠就這樣守護了一隻陌生的小鳥一整天，直到牠在傍晚恢復飛走。

另一個例子發生於威斯康辛的動物園。雄性倭黑猩猩Kidogo因心臟問題身心受創，時常無法理解和遵從飼養員指令。其他倭黑猩猩會在飼養員下遷移指令的時候會主動去攙扶牠；又會給牠帶食物或幫他抓背。對於我們來說，這些可能都是令人感覺良好的Instagram短片情節，但對於研究動物道德行為的科學家，這樣的行為卻是同理心（empathy）極為重要的證據：倭黑猩猩有驚人的、站在他人的立場，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情緒、想法和處境的能力。幫助Kidogo的倭黑猩猩，就是又能夠理解飼養員的意圖，又能夠理解Kidogo無法完成指令的掙扎和迷惘。而Kuni展現的，甚至是跨物種的同理心：牠知道小鳥撞到玻璃必然感受到痛楚，所以牠提起比自己體型小得多的鳥檢視的時候，動作是如此細心輕柔。

這種能夠理解另一個生命的處境，甚至是另一物種的生命的處境的能力，同樣存在於許多哺乳類動物。而且，許多從進化角度出發的質疑，都排除不了純粹的利他主義的可能。

而人類呢？在我下筆的時候，以色列已經開始對加沙的地面入侵，以色列外長自信地宣稱加沙的「破土儀式」已經完成，接下來就要把這個地方變成特朗普和以色列合作的「地產王國」。但同一時間，包括通貝里（Greta Thunberg）及多名人道主義者在內的加沙自由船隊，在6月被以色列截擊綁架後再次啟航，冒生命危險向加沙運送物資；加沙的醫院仍有外國醫護留守援助傷者，雖然加沙的學校﹑醫院﹑救援站全部都是以色列的轟炸目標，這些醫護很可能回不到家人身邊。在各地都有因聲援巴勒斯坦而被貼上「恐怖分子」標籤及逮捕的人；在香港，有一位阿姨幾乎每天拿著「停止屠殺」的牌子在地鐵站門口默站，對她的騷擾甚至襲擊都沒能阻止她。

大概沒有一種人比另一種人，更值得拿來當成人類本質的證據；說一個是本性，另一個不是，似乎是一種convenient cynicism，或方便的犬儒主義。事實是，人類一直都是雙面人，我們的暴力與殘酷是真實的，但我們的愛和對他人痛苦的感知能力，也是一樣真實的。

誰需要共同體？

人類對自身的理解與救贖不能獨行，必然相隨。－動物哲學家 Mary Midgely

英國環境史作家Melanie Challenger在《忘了自己是動物的人類》寫道，人類在漫長的歷史裡，和動物的命運緊緊相連，但我們卻生出了一種想要忘記自己也是動物的慾望。這種慾望可能源自一種恐懼。畢竟我們早就不是餐風露宿茹毛飲血的洞穴人，早就不用揮著火把和野獸搏鬥，也不用在非洲大草原上拿著簡陋的弓和矛追著自己的晚餐來跑，歷史證明了我們是獨特的物種，站在食物鏈的頂端，如果要我們承認我們仍然是一隻靈長類動物，和在草原上不穿衣服毛茸茸的爬樹動物是親戚，有95%的行為還是可以從我們的物種起源中找到印證，那麼人類的一切成就與努力似乎都是徒勞無功。

但理解了人的動物性，不代表我們同時會停止定義自己是誰，更不代表我們一定會選擇擁抱愛和同理心。在我們提出「共同體」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問的其實就是一個關於「邊界」的問題：我是誰，誰是我的友人，誰是我的敵人？在知道我們有的這些可能性之間，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想建立怎樣的社會？我們要如何處理無可避免的衝突和差異？

這些問題，進化生物學沒有辦法回答，但共同體的那些堂皇的修辭也沒有辦法回答。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官方說法裡，「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所以「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但美好生活由誰定義呢？一個住在湖南鄉下的農民，跟住在上海的金融精英想像的美好生活本來就不同，更不用說住在他方，信仰﹑欲望﹑生存狀態各異的70億人了。誰的生活才是標準的美好生活制式？同樣隱而不談的，是我們如何從這麼混亂的狀態，到達烏托邦似的共同體。那個過程是革命﹑反抗﹑還是戰爭？歷史上所有對同質性的追求都以暴力作為手段，如何能相信這個「共同體」幻想是例外？

更深層的問題是，這種共同體想像完全抹去了「個人」。官方定義中充滿了「民族」、「國家」、「家庭」，但構成這些集體的具體個人卻無處可見。如如鄂蘭所言，plurality（複數性）不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而是人類處境的基本事實：「如果人們沒有差異，每個人都與曾經存在、正在存在或將要存在的任何其他人無所區別，那麼他們就既不需要言說也不需要行動來讓自己被理解。」

這正是鄂蘭最警惕的傾向：消除複數性的嘗試總是導向極權主義，而政治正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必要存在。那些有終極目的地，卻沒有政治過程的共同體神話，對我們來說最終都是幻象。在我記憶裡，我遇過的，最像共同體的時刻，都是偶然﹑短暫卻又無比真實的。就像這個系列的開篇裡，吳海倫描述的那個巴勒斯坦的小村落：有許多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理由來到了一個地方，彼此相聚之後又將各奔東西；但如果當時有定居者衝出來，他們會為了房子的主人迎上前去。沒有民族﹑沒有國家，我們把這些多餘的包袱拿走之後，其實還是山野間的一隻倭黑猩猩，餓了就吃飽了就睡，但在他人痛苦的時候，我們會上前分擔，不為甚麼，不求甚麼。

我常常想起Donna Haraway的說法：與麻煩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接受我們的天性令世界有戰爭與殺戮，但永遠不要忘記我們還有和解與友愛的可能。接受這世界就是我們的物種製造出來的一潭濁水，但不要相信任何令濁水變成乾淨湖泊的神話，也不要忘記在漫長的歷史裡，我們多次展現過愛的包容性和可能性。我們不好也不壞。我們不需要選擇任何一個共同體，是一個共同體選擇了我們，因為我們在這個時候剛好淌了同一灘渾水。我們可以拉著手一起掙扎，也可以按著對方的頭一起沉淪，這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