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比較政治學家亞當·舍沃斯基：我並不確定，有多少東西值得惋惜

【編註】：就職於紐約大學的美國比較政治學家亞當·舍沃斯基，目前正在個人網站上持續更新疫情期間他對不同政治體制的比較觀察，談及制度、市場、技術、全球化等各層面的反思。舍沃斯基教授年屆80，他經歷過二戰、智利政變、911等全球史上重要的歷史政治事件，帶有歷史記憶的疫情反思也成為縱深觀察的重要參考。

關於民主制度與威權制度、中美體制、中歐體制、地方政治等的分析，相信將成為疫情後重要的制度觀察。我們僅將本文作為其中一條思考的線索。端傳媒獲作者授權進行了部分文章的翻譯和節錄。更多舍沃斯基教授的疫情反思，可關注他的個人網站。

第一反應

我這裏所寫下的，不外乎是對當前事件的一些雜感，以及對其長期影響所做的推測。顯然，這可以被視為幽居病（cabin fever）的產物：隔絕了所有的物理接觸，那麼人和人也只能通過思想來互相聯結。隨着這災難不斷發展，我的寫作也將持續。

一點個人的註記：再過兩個月，我就要年滿80歲了。在這80年裏，我經歷過各種各樣的地獄。我出生在華沙。我四歲的時候，德國人在那座城市一幢接一幢地燒燬房屋，並將其中的居民驅趕出去。在不斷落下的炸彈之間，我的祖母，母親和我徒步了15公里，才抵達一處臨時設置的集中營。一整個禮拜的時間，我們都預感自己要被處決。但最後，德國人決定將女人和小孩塞進牛車，在一個深夜扔在了某處田野之中。戰爭結束之後，饑荒來了。我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八歲那年，當我母親發現，自己沒錢坐電車去領取自己當月薪水的時候，我發現了一枚失蹤的硬幣。我經歷過共產主義，經歷過美國的越戰時期。1973年9月11日，當智利發生政變的時候，我正在那裏，險些未能逃離。當另一場悲劇於9月11日發生之時，我則身處紐約。我以為，我已經嚐遍了各種可以想像的痛苦。但我從沒想到，我的80歲生日，會是跟太太兩個人關在家裏度過，連我的女兒和外孫女都不能出席。與此同時，外面的世界正在分崩離析，幾百萬人身患重病，數以萬計的人垂死掙扎。

我也不認為其他人想到過。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忽視了關於社會接觸的警告。其原因之一，就是懷疑。如果你認為某些事是不可能的——或者說得更準確些，你從沒想過某些事是可能的——更新信念，並相應地調整行動，將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不能用我們用以研究信念改變的標準模型來分析。即使我們改變了心意——就像特朗普最近所做的那樣——信念的更新也是緩慢的，沒來由的樂觀主義會佇留心頭。即使我們最終意識到了危險，我們的大多數行為也是基於習慣，而不會每次都進行理性的決策。如果這麼多年來，你每天早上都買一份《隊報》去同一家咖啡館閲讀，甚至不用點單，侍者就知道你想要什麼；那麼，改變習慣會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才需要被國家強迫着來改變自己的習慣，無論我們的信念是否已經不同。我很好奇這種做法在長期會有怎樣的政治影響：如果這被證明是成功的，那中國就是我們的未來；如果失敗了，那我們將生活在持續不斷的動亂之中。

我並不確定，有多少東西值得我們為之惋惜。紐約市長白思豪一直未能下定決心關閉公立學校。（編註：3月16日白思豪宣布關閉公立學校，作者此處應指在此之前。）一個原因是十分之一的學生，大概11萬4千人，無家可歸，食物的來源只有學校午飯。多年以前，在這座城市裏，我曾不經意間聽到了兩個有錢人的談話。一個問另一個：你有多少套房子？另一個說：十四套，其中一套是家族產業。原則上來說，我不反對一個人擁有十四套房子，但這不應該發生在一個11萬4千名學生無家可歸的城市之中。

說得抽象一點，我不那麼在乎平等，但這繁華之中的貧困是令人難以容忍的。這讓我憤怒，無比地憤怒。如果我真相信革命是有用的，如果我沒有見識過革命的後果，這甚至會讓我成為一名革命者。所以，這只是無用的，無力的憤怒。我也對自己憤怒：至少，我本可以為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提供住所。這讓我對那個十四套住宅的擁有者感到憤怒，對那些被他收買了的政客感到憤怒。這讓我對代議制產生了疑惑：他們到底代表了誰呢？我們將「民粹主義」視為對代議制的威脅。但這種悲歎卻是不合邏輯，而且表裏不一的：你不能一邊感慨持續的不平等，一邊又捍衞使其得以延續的制度。如果這個制度真是有代表性的，那麼紐約市就不應該有孩子無家可歸。

作為美國自由主義的吹鼓手，《紐約時報》曾花了一整個版面來譴責中國政府為了控制疫情蔓延而採取的嚴厲措施。但現在，同樣的措施已經被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和德國所採用。紐約市也將在幾天之內——如果不是幾小時之內的話——步它們的後塵。當人們的生存受到威脅，所有有能力的政府都會做同樣的事情。中國人民做出了痛苦的妥協——為了拯救他們自己，同時也為了拯救我們。他們是如此地遵守紀律而又團結一致。我曾經的學生從北京給我寄了一盒口罩，我為此而深深感動。看起來，現在疫情在中國已經得到了控制，但紐約時報仍然在花幾個版面來抱怨中國的信息不透明。這跟特朗普有什麼區別，跟鮑里斯·約翰遜又有什麼區別？

對於即將到來的事情，美國毫無準備，歐洲國家也沒有做得更好。如果我們真的做好了準備，我們本可以避免這場疫病的最壞情況。我不確定我完全理解傳染病模型背後的數學。但假如我們可以對每一個人都進行檢測，那接下來我們就能夠識別那些被感染的人，把他們隔離一段日子，然後迅速消除病毒傳播的可能性——哪怕社會上還有很多人是易感者。被證實獲得了免疫力的人，就可以回去工作。顯然，這種情境假設檢測很少出現假陰性——我不清楚這出現的概率有多大。但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沒準備好，也幾乎沒法對所有人進行檢測。所以我們需要依靠無差別的物理隔離，並承受極高的感染率。

隔離是很無聊的。我無法專注於我通常做的事情。思考除了病毒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此刻都顯得沒那麼重要。出於習慣，我每天都會查看足球網站。但現在比賽沒有了，唯一的新聞就是球員感染了病毒。物理距離增加的一個副作用是社交的增長——一種新形式的社交。我郵件和 Zoom 裏的聯繫人數量在飛速上升。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在問候彼此。我們和家人朋友在線共度歡樂時光，每個人都在隔離，每個人都端着一杯酒。但，這並不是什麼替代品。有些事情，諸如圍坐桌旁、觸碰、握手和親吻，是無法被取代的。然而，為了保護我們自己和其他人，這是不得不付出的小小代價。

這並不是我們唯一付出的代價。對死亡的恐懼戰勝了對失去自由的顧慮。我們被禁止去做那些我們自認為有權利做的事情：在街上漫步、去博物館或者餐廳，而大多數人自願接受了這些限制。我們也自願地放棄了，至少暫時放棄了，我們選擇政府的權利，或者說——民主。路易斯安納州和俄亥俄州已經推遲了初選。英國將市政選舉延期一年。由於倫敦市長是首相的堅定反對者，這看起來並不像是政黨利益驅動的決策。擔心被指責為「搞政變」的馬克龍堅持舉行了第一輪市政選舉。但現在反對黨也一致支持推遲第二輪選舉。在美國，人們最害怕的是特朗普會藉此機會推遲總統大選。已經有文章指出，他可以在憲法範圍之內做到這點。與此同時，美國多個州和世界多個國家的議會已經休會。法國政府正在向議會尋求緊急權力，以便藉由行政命令來應對危機。權力已經集中在了行政分支。

我最近聽了三位總統的演說⋯⋯其中，馬克龍演講的一個段落讓我的呼吸幾近停頓：

「我親愛的同胞們，總有一天，我們會從目前的經歷中吸取教訓，並質疑我們的世界這麼多年來習以為常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缺陷已然暴露無遺，並對民主制度的不足之處提出了挑戰。這場疫情向我們揭示了，不與收入、職業、福利狀況掛鈎的免費醫療服務，並非成本或負擔，而是珍貴的財富，是厄運來襲時不可或缺的資產。這場疫情向我們揭示了，有一些產品和服務不能交予市場規律進行分配。將我們的食物、國防，以及保護環境的能力交付他人，乃是瘋狂之舉。」

這段話幾乎是1938年，瑞典社民黨閣員Bertil Ohlin演講的翻版：

「醫療服務的成本，乃是對最具價值之生產工具——人民自身，所進行的投資。其他形式的『消費』，諸如食物、衣服、娛樂，亦是如此。這一點在近年來已是愈發明白。當前的潮流，是向着『消費國有化』這一方向邁進。」

我很難想到馬克龍從哪裏學到了這些。我總以為他骨子裏是個新自由主義者，但這裏出現的卻是最純粹、最原始的社會民主主義。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形式已經在20世紀80年代被社會民主主義者拋棄了。這是為了安撫左翼而玩弄的政治伎倆嗎？還是他真的這麼認為？

馬克龍演講中的另一部分同樣令人深省。他拒斥了1992年《馬斯特裏赫特條約》中要求財政赤字不超過GDP份額3%的理想主義法則。在宣布保護個人收入和增加醫療支出的時候，他重複了三次「quoi qui’l en co’te」，不計成本。甚至默克爾也說了類似的話。這條法則阻礙了政府實行反週期政策，因而常常成為歐洲人民抗議的主要目標。曾經有政府通過會計上的伎倆繞過了它，但法則本身仍是有約束力的。這會是《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的終結嗎？我們終於受夠了新自由主義嗎？我們會回到「凱恩斯式福利國家」的老路上嗎？或者說，這只是面對危機的恐慌反應？

歐洲不再會是過去三十年裏的那個歐洲了。但此次危機對地緣政治產生的影響將瀰漫至整個世界。特朗普在既無協商又無合作的情況下，單方面對歐洲國家實施的旅行禁令，標誌着「西方」的解體。這個詞本身是冷戰的產物，用以跟共產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相區分。跨大西洋聯盟以及其實體化，北約，被認為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之上。西方是「自由世界」，主張自由主義和民主。這一地理名稱跟相應的政治名稱並不完美匹配：拉丁美洲出現過好幾個殘酷的軍事獨裁政權，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亦然。但為了對抗共產主義，連里根總統都不得不表示對智利軍政府的反對。

1989年曾經標誌了西方的勝利。而從特朗普總統身上，歐洲人不得不學到的一點是，美國現在是個靠不住的盟友。在嘗試過跟特朗普逢場作戲之後，馬克龍成為了歐洲領導人中也許是第一個意識到，歐洲不能再在經濟和軍事上依賴美國的人。他轉向普京求援，但歐洲還有一個選項是中國。歐洲將不得不採取一些複雜的策略，以在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尋求平衡。但歐盟笨拙的決策機制以及英國的退出，不由得讓人們對歐洲持續執行任何策略的能力心生疑問。到最後很可能會是一團亂麻。

信息與行動

我一直在閲讀有關各國政府在疫情初期如何加以應對的文章。我沒有發現不同政體之間的區別。中國和美國都主動地壓制了信息。法國並沒有這麼做。但由於所有聰明腦袋都堅信這只是一場流感，他們還是走錯了路。在所有我留心關注的國家之中，只有阿根廷政府完全披露了它所知的一切，並提前做好了應對。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他們已經從疫情更為嚴重的國家那裏吸取了教訓。

但有一件事情是十分可疑的。那些最瘋狂的領導人都是民粹主義者：特朗普、博索納洛、洛佩茲·奧布拉多、卡欽斯基、盧卡申科。

這僅僅是由我的案例選擇而導致的偶然嗎？還是說其中藴含着因果規律？在和羅兆天（編註：教授的中國籍博士生）合作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民粹主義意味着這樣一種均衡：領導人可以憑藉追隨者的支持來削弱民主制度，而無論領導人做什麼，追隨者都會心滿意足。其關鍵在於，領導人能夠說服追隨者從正面看待問題，去相信當前一切都好，至少未來會變好。真正的機制是這樣嗎？民粹主義領導人是不是無法承擔任何微小差錯的後果？

有一些政策選擇是顯而易見的。這其中包括檢測被感染者，將所有可用資源投入於發展救治能力，以及為抗病毒藥、免疫力檢測和疫苗的研究提供激勵。真正困難的取捨，是一方面要保護民眾免於致命的感染，另一方面則要維持經濟活動。當前最可信的估計顯示，極端情況下，如果經濟活動照常進行，不受任何限制，那麼一年之內，疫情會感染全球百分之四十到七十的人口，死亡人數會在三千二百萬和五千二百萬之間。在另一種極端情況下，如果沒有人工作，那我們會死於食物和基本服務的匱乏。

這是政治家們面臨的抉擇，而他們的選擇各有不同。約翰遜一開始不情願限制經濟活動，但很快轉到了另一個方向。特朗普看起來猶豫不決，但最近暗示他願意犧牲人命來阻止股票市場崩盤。所有國家都關閉了學校和空中的邊境。但到3月22日為止，各國在保持社交距離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仍然有很大區別：從無所作為（根據BBC新聞西語新聞，這包括尼加拉瓜、古巴，以及令人意想不到的——烏拉圭），到實行宵禁，再到關閉所有非必要服務和生產單位，最後是對老年人有特殊限制的隔離。看起來，策略的選擇取決於疫情的發展。大部分政治家（除了了不起的阿爾伯託·費爾南德斯之外）都疲於應對當下，而並非未雨綢繆。

接下來的幾年裏，關於傳染病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爆炸式地增長。哪些人隱藏了信息，哪些人沒有？對於政客的擔保和普通人的離世，輿論作何反應？人們那時候是自願接受了對基本自由的限制，還是僅僅服從政府的指令？政治家聽取了哪些人的建議，是政治顧問，科學家，醫生，還是經濟學家？從這些思考之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的是，這次疫情將會對知識分子們產生出病態的魅力。

操縱還是幻覺？

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相信政客所說的話。我們時常會懷疑他們又掩蓋了壞消息，誇大了好消息。何況，我們希望他們撒謊，希望他們能把未來描繪得比我們所期望的還要美好。正如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中一句口號所說的那樣：「我們需要許諾」。想像一個政治家說出「事情越來越糟，我們無能為力」這樣的話，那他/她肯定一票也贏不了。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說，這是一個均衡：我們希望政客撒謊，他們也知道我們希望他們撒謊，所以他們才撒謊。但是，政客們傳達虛假信息還有另一種可能性。他們並非試圖操縱我們，只是確實抱有虛妄的信念。

讓我們先假定武漢市和中央政府確實不知道病毒能夠人傳人，再來看一下法國。

法國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武漢有人正在死去。事實上，早在1月3日，中國外交部就告知了各國政府武漢出現神秘疾病的消息。人們那時不知道的，是病毒是否會傳播到中國以外，以及它到底有多麼危險。截止到3月7號，全世界總共有87500起已知的感染病例，但其中80000起是在中國。法國當時已經有130人感染，2人死亡，政府也採取了初步的温和措施來遏制疫情：最近從中國回來的人，以及跟他們有過接觸的人，都被隔離了起來。但同時政府也發布公告稱，「一切盡在掌握」，沒有擔心的必要。到3月12日，情況已經非常嚴峻。那一天，新成立的科學委員會告知總統，如果放任不管，病毒會感染過半人口，成千上萬的人會死去。「我們之前不掌握這一情報」，總統的一位顧問說，「最開始我們以為自己只是在應對一場大流感。」到了傍晚，總統宣布實行隔離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

巴西總統博索納洛也一直在傳播新冠病毒只是一場「小流感（grinpezinha）」的說法。但是，無論是直接接觸過動物的人才會被感染，還是新冠病毒只是流感的變體，這些想法都並非毫無根據。事後意識到的錯誤，在不確定的結果揭曉之前，未必就顯得那麼瘋狂。

然而，有一些對於危機的反應，着實比較令人難以理解。我不知道特朗普在想什麼。看看他說過的話吧：1月22日，當美國只有一例感染者時，特朗普保證說：「我們完全控制住了它（病毒）。只有一個來自中國的病人。我們已經控制了情況。一切都會好的」。2月10日，他說：「看起來到四月份，你們知道，理論上，天氣熱起來的時候，病毒會奇蹟般地消失的。」2月28日，他說：「它會消失的。總有一天，像個奇蹟那樣，它會消失的。」3月10日，當有615人感染，22人死亡的時候，他說：「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會幹得很棒。病毒會消失的，保持冷靜，它會消失的。」

有些政治領袖的瘋狂更加主動。尼加拉瓜的副總統，也是總統夫人，在3月14日組織了對抗病毒的「公民遊行」。公民可以為了諸般理由走上街頭；但遊行對抗病毒，實在和旅鼠出行無異。即便「團結起來的人民不會被打敗」，抑制病毒的藥方還是讓人們儘可能地分散開來。

我們能不能分辨，哪些政治家確實知道得更多，但試圖去操縱我們的信念，哪些政治家則是在欺騙自己呢？重要的證據之一是審查：在一些國家，公開有關病毒的信息將受到法律懲處，這其中有阿爾及利亞、匈牙利、土耳其和委內瑞拉。政客們滿心只想安撫民心，避免恐慌，因而確實可能會一廂情願。但他們也可能是有意為之，自己只公布好消息，壞消息留給其他人去說。習將處理危機的職位讓渡給了李克強，特朗普和博索納洛則交給了州長。但如果他們真的相信病毒高度傳染且可能致命，還會召集和參加公眾活動、旅行，以及遊行嗎？我願意相信，習、特朗普、博索納洛和約翰遜這幾位先生，確實低估了病毒對自己和對其他人的威脅。

但為什麼有些人低估了威脅，有些人卻沒有呢？這一區別看起來跟政體無關。中國和法國都很晚才意識到危機，而台灣和越南都在獲悉了武漢的情況之後就及時行動。沉浸於妄想的領導人裏，的確有不少人對民主制度不屑一顧：從習到盧卡申科，再到馬杜羅、特朗普、博索納洛、奧特加和約翰遜。但這份名單也包括了對民主有堅定信心的那些人，其中有馬克龍和佩德羅·桑切斯。這份名單不包括維克多·奧爾班——他抓住時機，給民主制度來了致命一擊。

的確，我們也許會預期那些「滑坡國家」的民粹主義領導人，會利用危機來統領全軍，宣布緊急狀態，並廢除所有政治制度。然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普京在內，都放棄了承擔責任，只是儘可能地按兵不動。也許更加系統性的分析能顯示一些可識別的規律。但此刻，我只感到疑惑。

我們價值觀的脆弱性

當中國採取激進手段來遏制2019冠狀病毒的蔓延時，國際社會幾乎異口同聲地譴責這些做法是威權主義、殘酷、有侵略性和專制的。它們確實是的：強制隔離、人臉識別攝像頭的廣泛使用、地理信息定位、通過微信監測行動和消費、在社交媒體上壓制信息——無法想像民主國家也會採用這些措施。法國《世界報》的報導說，截止到3月6日，「在法國採取中國這樣一個非民主國家強加於其人民的嚴厲限制措施，毫無疑問是『不可想像的』。」但十天之後，法國政府就宣布了限制令。

我們所珍視的自由價值，不僅僅包括自由的行動，也包括自由參加集會和宗教儀式，以及保護個人隱私免遭國家侵犯。我們的民主價值則包括了通過選舉選擇政府的自由，以及藉由民選代表和司法體系來控制政府行為的自由。我們從此次危機中的限制措施裏可以學到的是，當死亡逼近時，這些價值讓步了。這對於我們人類來說含義深遠。生存是必須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奢侈品。帕特里克·亨利的感慨——「不自由，毋寧死！」看起來反倒像異常之舉。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全世界十億人口被禁足家中，大多數人都自願接受，認為這是避免自己或他人的死亡所必需的。只有美國和巴西的一些福音教徒，才堅持把自身的組織利益置於公眾安全之上；甚至波蘭天主教會都拒絕教眾參加復活節彌撒。在好幾個國家裏，人們自願接受了對自身活動的地理信息定位。各個政黨都對推遲即將到來的選舉表示支持。議會將權力授予行政分支，不再開展協商。司法聽證也都暫時擱置。

考慮到我們現在已知的事實，從以上的觀察中所能得出的至多是一個假說，還需要系統性的證據來加以驗證。我們應當預期，民主國家在限制自由的時候會更加猶豫；相對於威權國家，它們在面對同等程度的危險時，會更晚採取限制自由的措施。正如 David Runciman 觀察到的那樣：「民主政府從來不擅長做出艱難的決定。提前行動——在問題變得急迫之前就解決它——也從來不是民主的強項。我們會等到別無選擇的時候再去適應情況。這意味着，在面對類似疫情的時候，民主國家往往會起步更晚，只不過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善於追趕。」但如果這個假說是正確的，那些由政體、制度、政治環境和領導人個人特質導致的差別，會在死神逼近之時迅速消失。甚至那些反覆宣稱疫情會奇蹟般消失的領導人，比如特朗普總統，都轉而採取了跟中國相同的措施。

我們也會預期，一些民選領導人會更傾向於採取「極權主義」措施。在危機開始之前，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然在侵蝕民主的根基，這包括馬杜羅、奧特加、博索納洛、特朗普、奧爾班、卡欽斯基、洛佩茲·奧布拉多、穆迪和埃爾多安。但令人吃驚的是，並非所有人都選擇藉此機會給予民主制度致命一擊；事實上，這個名單裏，只有奧爾班這麼幹了。大多數人則選擇儘可能地按兵不動。

不採取嚴厲舉措的一個理由，是這會讓經濟活動陷於癱瘓。我們的確面臨着權衡取捨。對此最好的總結，來自墨西哥城遊客中心裏的一位彩票販子：「是啊，我很害怕，但至少2019冠狀病毒能靠藥物治療，餓肚子可不行。「左翼政府猶豫不決，是因為他們擔心經濟癱瘓會威脅弱勢群體的生存；右翼政府則害怕影響大公司盈利。在過去十幾年裏，高盛系（鮑爾森、加特納、努欽）執掌着美國經濟，他們有理由關心股票指數勝過其他一切。或許我們也應該預期，行動的遲緩程度跟政府的意識形態有關。也有可能某些國家最終會更快地放鬆對隔離的限制。但這些區別都跟自由價值無關，只是出於純粹的經濟考慮。

獲得了緊急權力的政府紛紛保證，這種權力會是暫時的，有限制的，適宜當前情況的。因此，法國司法部長 Nicole Belloubet 才會強調，允許政府通過行政命令治國的3月23日法案，唯一目的就是「對抗肺炎疫情造成的後果。其他任何基本權利，以及民主生活所必需的制約，都不受影響。表達、溝通、傳播信息和批判的自由都一如既往。」（世界報，2020年4月1日）

我們會忍不住去猜測，當前這些限制會有怎樣的長期影響。生活在震驚之中的我們，想要知道未來將發生什麼。世界各地的報紙專欄裏都充斥着預言家，從名流到經濟學家再到哲學家。但是，我們並不需要一個水晶球來告訴我們已經發生的事。中國、新加坡、韓國和以色列都已經在使用追蹤設備。一組歐洲的科學家，PEPPPT，於4月1號宣布，他們當前正在開發能讓衞生部門追蹤被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觸者的應用。MIT也在進行類似的開發。面對危險，人們願意接受這樣的監視。在中國的浙江省，90%的居民都加入了可以監控他們日常行動的阿里健康碼系統。甚至極為看重隱私的法國人也願意讓步。在最近的一次調查中，80%的受訪者聲稱他們會安裝這樣的應用。此類嘗試將會永久地成為政府武器庫的一部分。政府也許未必會使用它們，但總有一天，他們會意識到它們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