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如何理解暴力抗争手段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和理非”是否是社会抗争的唯一原则?为什么暴力抗争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说辞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如何理解暴力抗争手段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和理非”是否是社会抗争的唯一原则?为什么暴力抗争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说辞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中美新的经贸协议或许在经济上是一个“量”的损失,但从政治上看,协议对于提振中国民营企业的信心,改进他们的预期,是一个“质”的保证。
成立迄今 G20 迈入第二十个年头,这个代表全球八成 GDP 以上的国家论坛,是否仍是多边主义的重要堡垒,抑或逐渐成为空谈的外交秀场?
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不同的思考和情绪,但都同样希望去告诉社会:到底什么是暴力?为什么他们要冲击?他们不可忍受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激?
“失控”意味著我们认为还有更和平的办法来实现5大诉求,但是其实没有,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是“可控”的,我们没有人知道运动下一步应该继续怎么走。
2019年六月,香港人在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争中改写了自身的历史。然而,改写历史者的脸庞,究竟是什么模样?一群由台湾自费飞往香港访谈的青年,试图回答这个艰难的问题。
香港市民对自己城市实质自主和自由的诉求,正好跟一个正在兴起的威权中国发生冲撞。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