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書評：《強鄰在側》，緬甸邊境國家/國族建構的破碎，是如何形成的？

2021年，緬甸國防軍發動政變奪權，前朝議員組織「平行政府」分庭抗禮，更組織武裝部隊「人民保衛軍」向軍政府宣戰。與此同時，Covid疫情本已重創全球經濟鏈，嚴重打擊主導緬甸出口的製衣業；政變後歐美資金急速撤出，經濟制裁及援助凍結讓經濟問題雪上加霜。國際勞工組織今年一月預測，緬甸近半人口正處於貧窮線邊緣；世界銀行也預視緬甸本年度增長最多只有百分之一，前提是去年經濟增長收縮了百分之十八。

以上發展，讓外界提出緬甸步入「失敗國家」的邊緣，即「國家」已接近喪失提供有效執法、維持治安、教育服務、保持經濟穩定的能力，合法地位遭受全盤質疑的境界。經典的「失敗國家」或「脆弱國家」包括阿富汗、敘利亞、索馬利亞、也門，通常都出現國家分裂、內戰、國內人口流離失所、甚至出現「境外勢力」介入內政。即使緬甸與也門及敘利亞那樣的「代理人戰爭」不可同日而語，但軍政府的有實無名、平行政府的有名無實，都顯然無法執行國家的基本功能。

《強鄰在側——中泰邊區博弈下緬甸的國家命運》

韓恩澤 著．林紋沛 譯

出版社：中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的而且確，緬甸國防軍領袖敏昂萊針對「全國民主聯盟」領袖昂山素姬進行軟禁，把「非法進口對講機」、「煽動」、「貪污」罪名加諸她身上，直接刺激國內最大族群——緬族人——的反抗，與其他少數民族合作，促成緬族內部大分裂。

不過，假如我們把目光從緬族人移到緬甸毗鄰中國、泰國的邊區地帶，重新檢視當地人的歷史，我們或許不會再把緬甸視為「失敗中的國家」（Failing State）。從緬甸在1948年宣佈獨立開始，該國一直沒有完成國家與國族建構工程，少數民族武裝抵抗緬軍的活動，在過去74年不曾真正平息，非緬族佔多數的地區仍然致力爭取文化及行政上的自治（見《強鄰在側》p.2）。借用緬甸歷史學家吳丹敏《緬甸的未竟之路》其中一個章節的標題，緬甸至今也只不過是「未竟的國家」（Unfinished Nation），「緬甸人」也僅是「未竟的國族」。

外力干預對弱國建國的影響

《強鄰》集中探討緬甸兩個強鄰——中國及泰國——對其國家和國族建構產生的「鄰域效應」，同時對照中、泰、緬三國中央政府各自針對邊區地帶推動實踐國族認同政治，解釋為何緬甸民族關係總是顯得特別殘酷及血腥。

近年華文媒體有不少文章關注緬甸民族衝突問題的文章及書籍，特別是2012年後開始醞釀的羅興亞人道危機，和同期冒起的緬族激進民族主義，讓人開始反思民主轉型背後的黑暗面。雖然韓恩澤教授撰寫的《強鄰在側》也是討論緬甸建國前後的民族衝突，但它並非只關注民族之間的恩怨（見Harriden 2002）、英殖政府的「分而治之」遺毒（見Sadan 2013）、或是政治自由化的「族群選票」效應（見Dukalskis 2017）這些內部因素。

相反，《強鄰》集中探討緬甸兩個強鄰——中國及泰國——對其國家和國族建構產生的「鄰域效應」，同時對照中、泰、緬三國中央政府各自針對邊區地帶推動實踐國族認同政治，解釋為何緬甸民族關係總是顯得特別殘酷及血腥。

《強鄰》畢竟是一部學術著作，因此首兩個篇章的學術味道相對濃厚，陳述研究問題、研究方法，以及「鄰域效應」的理論模型。書中使用了兩套理論模型，分別解釋「鄰域效應」對國家建構及國族建構的效果。

兩套模型俱與傳統政治科學期刊常見的二元劃分方式類似：國家建構方面，作者檢視甲國與乙國的關係（友好／敵對）和實力對比（懸殊／對等）兩項變數在不同搭配下會對邊區民族產生出甚麼樣的效果；國族建構方面，作者主要留意特定少數民族的跨境分布形態（有／沒有外部同族國）和甲、乙兩國的實力對比（懸殊／對等），會否影響該民族對居住國的滿意程度（見《強鄰在側》p.38-42）。讀者如果能夠掌握這套模型的操作，會較易理解書中的個案研習方向。

作者在《強鄰》第三至七個篇章採用比較歷史的方法，追溯中國、泰國（暹羅）、緬甸如何分別吞併傣族政體（景棟、景洪、蘭納），到冷戰期間三國管理民族問題的手段。宏觀而言，三國與邊境民族的互動主要可以分為三段關鍵時期：一）朝貢制度（或東南亞的曼荼羅體系）下，宗主國因為現實環境制肘，只要傣族王國臣服君威，多數時候容許王國的統治者們保留高度自治權，甚至同時向兩個宗主國朝貢；二）西方殖民主義不但對緬甸實施直接統治，分隔緬甸本土地區與「邊疆行政區」的民族關係，它更引入「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制度到東亞，以排他性的邊界、獨占領土、中央集權的規範，徹底顛覆古代亞洲的政治秩序；三）冷戰意識形態對峙下，中、泰、緬同時為了解除內部威脅，鞏固邊境安全，中、泰兩國分別以激進（如中國在文革時期對雲南省實行的政治邊防運動）及同化政策（如三十年代已在泰國推行的泰化政策）改變邊境地區的民族生態；相反，緬甸殖民時代民族之間的遺緒、國民黨殘軍的入侵、中共對緬共的撐腰，變成了緬甸國族建構的絆腳石。

國境破碎的經濟面向

「鄰域效應」也具有經濟面向，不但會削弱弱國的經濟主權，更會倒過來加劇緬甸邊境地區破碎化的狀態。緬甸缺乏能力和動機推動邊境地區轉型，也延續了民地武對鴉片及非法貿易的依賴，連緬軍也覬覦黑市，激化緬族和民地武的矛盾。

「鄰域效應」也具有經濟面向，不但會削弱弱國的經濟主權，更會倒過來加劇緬甸邊境地區破碎化的狀態。緬甸自六十年代起幾乎閉關鎖國，實行「全面」國有化經濟的「緬甸社會主義道路」。1988年後緬甸軍隊鎮壓8888民運和打壓公民社會，遭受歐美國家以經濟制裁孤立緬甸，「被動地」堅持閉關鎖國（主要針對歐美國家）。冷戰時代受惠於美國開發援助的泰國，與九十年代受惠於「西部大開發」及大湄公河經濟合作計劃的雲南省，搖身一變成為緬甸邊境地區的主要投資者。一方面，泰國經濟崛起吸引大量文化相近的緬甸撣邦人口移民打工，有些更不惜犯險非法居留；另一方面，中國急需玉石、木材、天然氣等天然資源，讓緬甸邊境地區致力利用得天獨厚的庫存，迎合強鄰需求。

這種經濟脈絡讓緬甸邊境民族承受大量環境成本，刺激邊境民族與緬族政府之間的對峙，導致2011年出現突然中止興建克欽省密松大壩的尷尬場面。緬甸缺乏能力和動機推動邊境地區轉型，也延續了民地武對鴉片及非法貿易的依賴，連緬軍也覬覦黑市，激化緬族和民地武的矛盾。

國家建構的矛盾，也很自然的在國族建構過程中呈現。套用作者的說法，中國的國族主義大體上是基於「中華民族由多民族組成的信念」支撐（見《強鄰在側》p.167），而泰國相對強調「泰國公民性的三大原則：忠於國家、忠於國教、忠於國王」，以「泰化」作為核心（見《強鄰在側》p.171）。緬甸被殖民的過程中，篤信佛教的緬族卻飽受印度人與部份改信基督教的克欽族和克倫族排擠，故此以緬族人提倡的緬甸國族主義相對排斥異族。這種思潮讓緬族人更講求血脈傳承，只承認在英殖時代前已定居當地的「土著」國定民族，推崇緬族文化作為「緬甸人」的核心。

緬族高壓式的民族主義，更變相助長邊境民族的離心力：跨境分佈中緬邊境的克欽族、佤族、果敢族，與泰人同宗的撣族，各自利用其族群網絡保護生存空間，部份更換取外部同族國「心照不宣」的政治和軍事支持（見《強鄰在側》p.177）。《強鄰》第八章提及的「果敢衡突」和在緬北及撣邦北部一帶重燃的武裝衡突，與昂山素姬在2016年召開的「21世紀彬龍會議」，同樣帶出中國在參與緬甸民族和解的關鍵角色。

什麼才是緬甸的常態？

《強鄰》沒有把視角完全定格於「主權國家」身上，而是延伸到國民黨殘軍、泰共、緬共、民族地方武裝（民地武）、跨境勞工等不受「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約束的行動體，捕捉他們在「鄰域效應」下的角色及功能。

《強鄰》的脈絡清晰易明，在爬梳中泰緬三國彼此互動過程中，如何釋放出「鄰域效應」的效果，干預弱國的國族及國家建構過程，導致緬甸邊境民族一直不願臣服於中央政府。儘管《強鄰》作者屢次強調「鄰域效應」的效果並非完全決定性，但其敘述方向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莊家穎教授的《建國與國際政治》互相呼應：即外力干預對弱國建國過程的作用。

諷刺的是，東亞國家在二戰後對主權秩序和不干預原則經常宣之於口，但民族間的血脈、意識形態的對立、商貿利益往往衡破「外力介入」的心理關口。擁有這副心態的，並不只局限於書中所描述的「強鄰」，連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的成員國之間也會因時制宜，修動不干預內政原則的意涵（見Jones 2013）。

《強鄰》也提醒讀者：一國獨立不等同國家與國族建構過程的終點。以緬甸為例，即使緬甸早在1948年正式獨立，但克倫民族防衛組織翌年便發動叛亂，至今非但沒有解決，克倫民族解放軍在2021年政變後更協助平行政府對抗緬軍，為年青緬人提供軍訓，讓民族衡突緊扣到民主化政治鬥爭之中。這種跨民族的合作對緬甸的民族關係似乎帶來一絲曙光：緬軍和在1989年瓦解的緬共，一樣出現緬族主導的問題；但「平行政府」、「人民保護軍」、與克欽族克倫族合作的方向，對緬人的國族主義論述無疑構成衡擊。不過，本書未能收錄2021年政變後的發展，無法捕捉箇中變化。

另外一點不得不提的，是《強鄰》作者的語言天賦。作者通曉泰、緬、中、英文，所以本書能夠引用廣泛史料充實研究內容，還原二戰後中、泰、緬的國族主義特色，亦借助中國國民黨、泰國共產黨、撣族國族主義運動（見《強鄰在側》p.13）材料，再輔以個人實地考察的訪問對談，補足民族之間在國族建構過程的互動關係。《強鄰》沒有把視角完全定格於「主權國家」身上，而是延伸到國民黨殘軍、泰共、緬共、民族地方武裝（民地武）、跨境勞工等不受「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約束的行動體，捕捉他們在「鄰域效應」下的角色及功能。

沒有上述非國家實體，「鄰域效應」根本不可能施展效用。即使活在互聯網及虛擬經濟世代下，但只要實體經濟網絡一息尚存，邊境民族的景況只要比其他外地同族差劣，「鄰域效應」的分析還是具備參考價值。同理，中國崛起變成東南亞國家的「強鄰」，即使並非與中國邊境接釀的國家，其內部邊陲族群會否因此催生出更多國族認同的討論，也是一個值得留意的後續發展。

不過，可能因為不符合「鄰域效應」的模型，書中無法提供清晰指標來描述邊境民族在意識形態上的變化，是較可惜的地方。尤其像撣邦人口的跨境流動，分別要面對緬族進逼，又不受泰人歡迎，這些遭遇會激生出更極端的民族主義，還是默默地被殘酷的現實抹殺，對緬甸國家建構都有影響。畢竟，「鄰域效應」的框架非常依賴民族地理分佈，倘若族群出現集體遷徙或流亡，遠離自古以來的棲息地，或當身份認同出現質變，那強鄰對邊境民族的影響力理應出現重大變化。

本書無意抹殺邊境民族的行動力，但「強鄰效應」的主角仍是「國家」，作者難免代入「國家視角」作為分析的切入點，把國家建設的「失敗」歸咎於強鄰的干預，間接把邊境民族貶抑成棋盤上的棋子，命途任由強鄰擺佈。

最後，無人會否認緬甸是一個「國家」，但我們能否用一個簡化的「成功/失敗」邏輯來理解主權國家的形態，則值得我們深究。本書無意抹殺邊境民族的行動力，但「強鄰效應」的主角仍是「國家」，作者難免代入「國家視角」作為分析的切入點，把國家建設的「失敗」歸咎於強鄰的干預，間接把邊境民族貶抑成棋盤上的棋子，命途任由強鄰擺佈。這點「國家優先」的觀點與國際關係學科的傳統理論不無相似之處，把「主權國家」視為天然的政治實體，把規範、邊界、認知的流動性按下不表。

可幸的是，《強鄰》的歷史陳述補足了「強鄰效應」框架的偏頗，陳述了民族關係複雜的演變過程。國際社會往往假定一個有效運作的國家會擁有能力掌控國境內任何區域，但中、緬、泰的案例一致反映國家權力的邊疆鞏固永遠是一個過程，張弛有時。對緬甸而言，本土地區對撣邦的控制更是貫徹始終地弱。《強鄰》的描述，不禁讓人疑惑：中央集權、鬆散管治，到底甚麼才是緬甸的常態？這點，或許留待讀者自行分析。

參考文獻

莊家穎著，鄺健銘譯，《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 ）》，初版。臺北：季風帶文化，2020 。

Thant Myint-U, The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Race,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NY: W.W. Norton, Co., 2019).

Lee Jones, ASEAN,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in South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Mandy Sadan, “Ethnic Armies and Ethnic Conflict in Burma: Reconsidering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militarization in the Kachin Region of Burm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1, no. 4 (2013): 601-626.

Jessica Harriden, “‘Making a Name for Themselves:’ Karen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 in Burma,” Journal of Burma Studies 7 (2002): 84-144.

Alexander Dukalsis, “Myanmar’s Double Transi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eace Process,” Asian Survey 57, no. 4 (2017): 71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