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看港漂：我在他們的漂泊中，看見自己的影子

回歸20年，香港的移民群體中多了幾個名詞，其一是「港漂」。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與港漂的交集，都在大學裏。我在2008年入讀大一時首次接觸來自中國內地的同學，那時港生稱他們為「NDS」(內地生國語拼音的簡寫)，NDS當時是班上少數，大伙兒混在一起生活，上莊吃宵，講地道潮語，本地文化是主流。其後政策開放，港漂遞增，內地生佔了不少自資碩士課程的大多數；在我讀研的四年間，同學多半來自中國內地。

當不安褪去，再細手把國族、階級和性別等制度肌理層層剖開，我漸發現彼此生命裏的相同之處；我竟也在他們的漂泊中，瞥見香港人的影子。

回想2012年，我坐上校巴，忽覺圍坐身邊的人都說普通話時，心裏震撼；那時的我，為着在「自己地方」身成「少數」而深感不安。作為主修社會科學的學生，我嘗試藉理論和研究釐清思考盲點，似剝下一層皮般拆解自身的焦慮，從而在中港融合籠罩下的生活裏，克服頻繁刺身的不安感。當不安褪去，再細手把國族、階級和性別等制度肌理層層剖開，我漸發現彼此生命裏的相同之處；我竟也在他們的漂泊中，瞥見香港人的影子。

根據入境處資料，2012至2016年間，內地人來港工作或就學的簽證的新獲批宗數達13萬8千，若加上2003年至2011年的累積宗數，總數估計超過20萬（包括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來港就讀簽證新獲批來港的內地人）。這些港漂一或自海外留學來港，一或從「北清復交」等中國名校畢業來港，一或在港念本科或碩士後留港工作，據2011年人口普查作估算，當中一半會留在香港。2014年高峰過後，獲批來港的人數稍為回落，不少港漂認為香港的競爭力慢慢不及內地或國外城市，生活成本又過於高昂，且政治不穩社會動盪，去意萌生。

到底是這座浮城已漸委地陷落，抑或漂者的本質，該當如是？

漂走的人

如果我在阿梵漂離香港前認識他，我們應該能成為朋友。

也許在週末下午，我會在尖沙咀天星碼頭會合乘着小輪渡海而來的他，然後到藝術中心參觀展覽，之後到油麻地百老匯看一場文藝電影，散場後在序言書屋打打書釘，最後往Hidden Agenda看外國樂隊演出。我們素昧平生，卻有不少共同興趣。提到香港的文化地標和歷史典故，他如數家珍，或許在香港這片文化沙漠裏，我倆曾在不同位置上，一同賞過花。

阿梵生於上海，03年到澳洲念高中，在墨爾本大學主修工商管理及法律，期間到港實習，即被律師行羅致，於2011年到港大修讀法學專業證書課程，畢業後順理留港成為中環菁英，月薪7萬，阿梵這般的港漂金融精英，大有人在。由於現在的客戶主要來自內地，這些金融機構聘用的多是懂得西方法制，同時熟悉中國文化和語言的內地精英，跟阿梵背景相近的朋友都在投行工作，而他所處的國際律師樓裏，港漂亦佔百分之三十，本地港人反屬少數。

今年5月，梁振英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揚言，香港可成為中國與外國間的「超級聯繫人」，與內地企業一起「併船出海」。港人總把這個詞跟語帶貶意的「萬能插蘇」（萬能插座）相題並論，但遇上阿梵後，我卻看到這些「超級聯繫人」的實體；然而，香港終究不是「超級聯繫人」，她只是這些聯繫人的聚集地。

來港前，阿梵跟無數在香港流行文化濡染下成長的內地80後一樣，想像着小城的富裕亮麗，但當他真切地腳踏港大山頭，從山上俯瞰，才看得清晰，「在西環，愈靠海的愈平民，愈上的愈昂貴，階級感很強。那時就感覺到香港的貧富差距好大好大，經常看到賓利車停在紅燈前，旁邊一個老奶奶就推着垃圾車撿垃圾」，「香港這個城市好像有點問題。」談論香港時一直小心翼翼的阿梵說。

阿梵在港的四年，中港矛盾燒得正烈，「媒體都說蝗蟲論，說實話我們都沒有那麼焦慮。」優越的社經地位，令阿梵這些港漂精英底氣充足，複合的生活經歷使他們對各處的光怪陸離見怪不怪，也令他們能快速摸清當地的遊戲規則：要免受港人歧視，只要說英文。地理上，他們的生活重心都在中環沿線，處於跟國際接軌的圈子，遠離北區的水貨重災區，日常交往的不是港漂或海外回流的港人，就是歐美精英。他不少港漂朋友，留港多年依然聽不懂粵語，就像許多長期居港的白人一樣。但香港這個自由港有足夠的國際化讓這班國內外精英們不需要融入本地的主流文化，也可憑藉自身的各種資本把生活建築得安幸穩妥。

及至2014年的佔中，不多不少影響了律師樓的業務，阿梵再不能確定香港人對大陸人的態度，但這份擔心沒有使他立即離港。2015年底他回到澳洲，取得綠卡後，最終決定回到上海，「香港要在這麼一條路走下去的話也走不通。從個人發展的角度看，香港這樣子發展已經不是當年我想要去的香港了。」在上海，他任職私募股權投資經理，在高風險高回報的商海上，迎風揚帆。

離港後，他在微信公眾號寫到：「在哪裏生活是個人的自由與選擇，無關乎愛國、道德或功利性的成功。」

我們活在香港，又不活在香港。

我想起我姊。一年前，她舉家移居澳洲。從計劃到實行，不足兩年。離開的原因跟所有移民一樣：為了更好的生活和機會，當然還多一份對香港前景的絕望。雨傘運動結束後，北京對港的強硬無日無之，我姊曾戲言：「以後你地有排受（以後有你們受的）。」從「我們」變成「你們」，說來輕爽，然刺痛尖刻，而我清楚知道，這條帶來刺痛的神經末梢繫連的，是我對責任的執念。僅屬於我的。

阿梵說，人生是趟體驗。漂者如他，無論到哪裏，也能把自己的人生裁植得完滿、細緻、款款有情。這文藝才俊有種敏銳，令人刮目相看，「我們活在香港，又不活在香港。」他跟我侃侃而談香港電影，教導我如何以他所鍾愛的經典港片的名字串連成這篇專訪的導言。他說他欣賞陳果，在「香港三部曲」裏最鍾情《細路祥》，自那些如九龍城寨的場景裏，他看到導演對香港滿滿的愛。他也喜歡陳導的近作，紅Van上那班烏合之眾，於他是個性鮮明的典型香港小市民，「香港不是由精英組成的，精英的流動性太大了，她是由長久活在這裏的小市民組成的。」他看得精準。

最讓阿梵懷念的香港一景，是西環碼頭。漂港時的週末，他不混蘇豪蘭桂芳，卻捎着他的導演椅到碼頭來，在西環街坊的身影之間，臨海看書。

漂留的人

同一片海，也是向瑜鍾愛的香港一隅。

從西環碼頭走半個鐘，便是她在海味街的舊居。每當她工作至深夜回家，總要跑過小巷的蟑螂陣。但加租猛於蟲，她自大學畢業後，輾轉遷居，住過九龍灣、中環、將軍澳，現於康城跟室友同住。

向瑜是我的大學同學，來港那年，她不到17歲。因着政策放寬，高考成績優異的她選擇在07年從湖北來港於中大升讀學士。飛機上的小妮子孤身一人，但滿腦子對香港的夢幻遐想，把絲絲忐忑沖淡。她從宿舍由零開始築構她的生活，跟着本地人遊玩吃喝上莊夜話，把粵語牙牙學來，「那時的本地生很友善，大家不介意你從哪來，只把你當作同年的朋友。」在校園裏，她找到了家。

但這個新家也帶給她陣痛。選修新聞系的向瑜，被課堂上無數的「異見」刺痛，令她不得不啟動內在的防禦機制：為何否定一黨專政？何以認為民主一定適合中國？國外對六四的報導是否偏頗了？為何整天批評政府報導負面消息？

1997年，香港回歸，她一家守在電視前看直播，感動爬升，自豪感翻騰，心裏為着遙不可及的地方喜悅無比，「那時覺得，你們終於回來了。」她大三時，選修馬傑偉的課，首次認識到港人對回歸的看法，莫名震撼，「有人傷心，有人害怕，有人想離開，為什麼香港人會有這些想法？8、90年代他們經歷了什麼，何以如此恐懼？」

在她經歷痛楚與迷茫後，還能保有自由，那是非常難得的，我不希望她失去。

我想到陳果的「香港三部曲」。《去年煙花特別多》令我最為觸動。數名華裔英兵面對主權移交，人生一如斷裂。對時代的虧欠以及國家權力的擺佈所暴生的憤懣與無力，自戲中那小混混被射穿了的面頰的洞口裏，汨汨湧流。

「除了那些很漂亮夢幻的東西外，她也經歷了很多。她痛過、迷茫過、失落過，她並不是大伙兒想的一個簡單地方，她是複雜的，獨特的。」向瑜說，在那刻震撼以後，像開啟了一個寶藏，「然後你對這個地方的情感，強烈了。」

「那是可憐還是同理心？」
「兩者也有。」

2012年反國教運動，她一直支持，「來港後，你覺得香港吸引的地方，遠遠多於那些幻想。在她經歷痛楚與迷茫後，還能保有自由，那是非常難得的，我不希望她失去。」反國教後，戴耀廷隨即拋出佔中意念，她雖不認同，但當她看到內地親友對佔中和香港的冷嘲熱諷時，心裏一鼓翳悶迫得她不得不奮起辯論，「我覺得，他們根本不了解香港。」

「那一刻你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嗎？」
「那一刻，我覺得是。」

「我們」和「他們」之間

內地親友說她被香港同化了。從「我們」到「他們」之間，回首自照，心裏藏着不一樣的價值和情感輪廓；而手裏的回鄉證，時刻提醒她已身成香港永久居民。當她打開老家的門，察看到的是不能忽視的疏離感，可她卻無法把所有歸屬感投進臨海的新家園裏，「我沒辦法很理直氣壯的說自己是100%香港人，但什麼是100%香港人呢？」

過去兩年，我曾訪問新移民、雙非家庭、少數族裔和本地港人，各人對「香港人」有着不同定義。十數年前，「香港人」曾被描繪為金錢至上的經濟動物，「政治冷感」是常見的形容詞；十多年後，「香港人」卻處於政治風眼，在不斷重新定義和劃界的過程中，它容納多少人、丟失多少人，又推拒了少人？

其實，我沒有經歷過這些東西，但是我好像感受到我跟你一起經歷了這些東西…… 我希望你可以好起來，但我不知道你怎樣才能好起來。

「我自己把自己代入了香港這群體裏，有種很強烈的共鳴。其實，我沒有經歷過這些東西，但是我好像感受到我跟你一起經歷了這些東西，然後，我看到你現在這個樣子，我知道你在掙扎，然後你也很痛，我希望你可以好起來，但我不知道你怎樣才能好起來。」認識多年，我卻從沒有意識到向瑜跟我有着趨同的掙扎。

「為什麼要把這個重量扛起來？」

她爽朗一笑，說：「對，可以不用呀！」她身邊的港漂，不涉政治，在港生活安定舒適。她說，那也不錯；但她知道，自己的好奇心和使命感，令她把那些重量扛上身。

在內地人漂來香港的同時，港人因着絕望漂往別處。在媒體吹噓的熱潮中，台灣是許多港人的逃逸處。一位在傘運前回到台灣發展的台籍港人朋友，看着無數港人對移居台灣趨之若騖，羨慕當地的低廉生活水平和民主制度，她慨歎，這些希望在台扎根的港人，當中有多少人嘗試了解台灣的暗啞一面？多少人願意細讀她的歷史，投袂參與運動改革社會，擔起這片土地的重量？

雨傘運動爆發，向瑜與好友冒險趕至金鐘，橡膠子彈的傳言四竄，她心裏發慌，「你卻覺得自己需要在裏面。其實是不需要的(笑)，但你有時你覺得自己做的事是祟高的，有意義的。」海闊天空過後，小城卻聚滿迷茫。她從未感受過社會如此撕裂，顏色與流派的衝撞，比橡膠子彈更使她慌亂。數年前，內地親友為着她到港升學興奮莫名；佔中後，他們勸她倒不如回國發展，說：「香港也就是這個樣子。」她沒法理直氣壯的反駁他們，口裏塞滿沉默，因為她確切的感受到，自己被港人劃成了「他們」。

「你有被推拒的感覺嗎？」
「有。」她家的貓伏在遠處，以咖啡色的圓眼凝視我倆的沉默，「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當然我可以理解背後的原因。但，為什麼呀。」佔中後，為了躲開過於椎心的情緒，她選擇疏離。

近年，「香港人」的身份被多番豎立，我卻愈發感到自己被這個我所生長的小城推拒。政權的手固然把她的容顏扭曲，但城裏人的靈魂亦逐漸異生變形。我身邊一些港人朋友說，要打敗怪物就要變成怪物，什麼也不願捨棄的人只會失敗。但如果成為「香港人」意味着捨棄對平等公義和人文關懷的價值持守，那這個身份這個群體，還有什麼值得我委身？然而使我更哀傷的是我清楚明白，所有暴戾燥動與排外，源自熾烈的悲傷，無垠的絕望。外內的撕裂使我窘迫、失語、下筆無字，兩年間一路糾纏過來，不知刮掉多少層皮。到了一個位置，我知道必須找個方法讓自己存活。

向瑜的方法是疏離，我則把自己放置在研究者的位置，把情話埋藏在心裏融化，再佇立於最親密的距離，留下來凝睇這城的百轉千迴。

最近兩年，向瑜認識的許多港漂都回國了，包括她的幾個閨密；離開的原因眾多，為家庭、為前途、為更好的生活。從事廣告業的向瑜仍是過着典型的香港小民苦活：捱貴租、洗費貴、工時長。工作使她遍體勞累，政治令她意興闌珊，「但我沒辦法現在就離開香港」，她生命最起伏的時刻，都與這小城的掙扎相纏共生。人到底有沒有義務要扛起所居之處的重量？我不敢向阿梵拋出這個問題，而無論是向瑜抑或我自己，亦交不出答案。我可以在理論層面建構各種道德論述，但我無法把道德重量加諸他人的生命——那些漂來的、漂走的，或忐忑去留的人。

香港作家小思在1983年出版的《香港的憂鬱》裏對香港如此形容：「沒有人會否認她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也從沒有什麼人真正愛過她。」三十多年後，香港依舊是「祖國來人」的漂留地；但小思所說的「愛」，曾否出現過。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阿梵」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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