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於2012年年尾連任日本首相後，推出傳媒稱為「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的三項經濟措施：同時大幅度放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再加上結構性改革（亦稱為「三支箭」）。

措施宣布不久，部分經濟學者大力讚揚。持傳統凱恩斯學派觀點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克魯曼）在2013年一月撰文，認為安倍的舉措打破了審慎理財的正統，或會為全球提供了走出陰霾的答案，因為日本多年來未能復甦，欠的只是進取的勇氣。這樣說好像安倍有多大膽，日本就有多大產。另一著名學者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史迪格里茲） 亦在四月撰文，指「安倍經濟學」跟很多經濟學者（包括他自己）的觀點一致，認同個別措施或會無效，但三管齊下則無堅不摧。

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大名鼎鼎，文章用辭懇切，但是否真的有其道理？我沒有大師們的樂觀。事實上，「安倍經濟學」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未見明顯效果，日本經濟增長和通脹率仍在低位徘徊。我三年多前在本港一份報章的文章這樣作結：「日本仍陷於通縮的困境，央行2%的通脹目標，似乎不易達到。就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亦要看市場是否相信今次的重藥能持續下去。須知道日本政府在經濟方面的信譽甚差，曾失望一次又一次的日本市民，到底仍有多大的信心？再者，若通脹有幸重臨，安倍政府是否有能力維持政策，不受政治壓力而見好就收，以防刺激過籠（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