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推出“独立书店眼前路”系列报导,本文为系列第二篇报导;此前,我们专访了几间香港独立书店,谈及他们的存续状态。较早前,我们也以刊发了“我是书店店员”台港争议舆论分析,以及香港独立书店在东京作出新尝试和实验的报导。稍后,我们将继续探讨新的文化生产方式等议题,敬请读者留意。
数年前,小树在深圳湾从香港过关回广州,安检处的灯光冷白刺眼。她拖著行李箱经过安检区域,关员叫停小树,要求开箱检查行李。
行李箱拉链滑开,里面放了不少她从香港买的繁体书籍。几名警员翻箱倒柜,把她的行李翻个底朝天。女警员看起来比较冷静,语气公事公办,说要收三本书“意思一下”,男警员则落力搜索,小树觉得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
她盯著被扣下的书,问:“到底什么书不行?红线到底在哪里?”女警员直直地看著她,说:“没有具体的红线。”

最终,海关没收了三本由 Cup 茶杯媒体于2007年出版的《通识词典》——这本书是香港教育仍有通识课程时的产物,由学者及作者编著,以香港、中国及国际事例解释通识科名词。她签署“自愿放弃”声明,打了手印,才获准通行。
虽然手印能够洗去,但在被收书之后,一种无形的恐惧随即降临到小树身上,她怀疑自己或许被列入某种名单,被制度定性——此后连续几次过关,她总会被叫到一旁抽查。事后每次回想,荒谬和不公充占脑袋:“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很平常地说起‘红线’、‘反送中’这些词,无需掩饰,无需压低音量,亦不颤抖;但我们却要掩饰才能说出来。”
数十年间,香港曾是大陆读者寻找中国叙事的窗口。从政治人物回忆录、党史研究,到社会纪实与非虚构写作,一些在大陆难以出版或流通的书籍,在香港印行,再辗转进入大陆。如今,香港自身的出版和阅读空间也在收窄,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书籍出版、流动和阅读的边界不断移动、延伸。而追著边界奔走的,是一群群穿梭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流动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