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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声,退赛与战争阴影:欧洲歌唱大赛最具争议的一届|Whatsnew

这场以主权国家为单位、以「欧洲」为框架举办、观众按所在国投票的盛会,从诞生之日起便无法与政治切割。

嘘声,退赛与战争阴影:欧洲歌唱大赛最具争议的一届|Whatsnew
2026年5月17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总决赛上,以色列选手诺亚姆·贝坦(Noam Bettan)凭借《Michelle》摘得亚军。摄:Martin Meissner/AP/达志影像

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于5月16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当晚,来自25国的参赛者从35个参赛国中晋级决赛,并在维也纳城市体育馆(Wiener Stadthalle)同台竞技。在全球拥有1.66亿观众的Eurovision今年恰逢70周年,却也是这场赛事历史上参赛国数量最少、争议最大的一届。

最终,保加利亚歌手Dara以《Bangaranga》赢得冠军,这是保加利亚首次夺得欧洲歌唱大赛桂冠。以色列选手诺亚姆‧贝坦(Noam Bettan)凭藉《Michelle》摘得亚军,这是以色列连续第二年在欧洲歌唱大赛中位居第二。Dara以173分的优势领先贝坦,创下赛事历史上最大的冠军获胜分差。罗马尼亚、澳大利亚、义大利分列三至五位。 

在观众电视投票揭晓环节,当主持人宣布以色列获得220分、一度跃升至积分榜首时,现场爆发出大规模嘘声,主持人一度停顿,方才能继续宣读后续结果。英国BBC直播主持人格雷厄姆‧诺顿(Graham Norton)在镜头前评论道:「大厅内对此反应相当强烈。」这一幕只是此次大赛争议的一个缩影。

最具争议的一届

自2023年加沙战争以来,以色列的参赛便持续引发广泛争议,并在今年达到顶峰。

抵制以色列参赛的浪潮,首先源于持续中的加沙战争。2023年10月,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军事行动,此后伤亡数字不断攀升。根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门数据,自战争开始至停火协议生效后,加沙已有逾7.2万人死亡。批评者认为,主办方欧洲广播联盟(EBU)允许以色列参赛,与其以侵略乌克兰为由将俄罗斯逐出赛事的先例,形成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双重标准。

引起抵制的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政府介入的违规投票动员宣传。

2026年5月16日,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总决赛前夕,示威者举行抗议反对以色列。摄:Martin Meissner/AP/达志影像

尽管现行规定并未明确禁止政府参与推广,但独立性是欧洲歌唱大赛的核心原则。以色列被指控将Eurovision工具化为国家公关手段。赛前,《纽约时报》基于大赛内部文件及访谈逾50人,发布了一项深度调查。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在Eurovision相关营销上至少花费了100万美元,其中部分资金来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hasbara」办公室——该机构专门负责塑造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仅2024年马尔默赛事期间,用于「投票推广」的预算就高达80万美元

2025年在瑞士巴塞尔的赛事期间,芬兰广播公司Yle通过谷歌广告数据库发现,以色列政府在多语言平台上购买广告,呼吁欧洲观众为参赛选手尤瓦尔‧拉斐尔(Yuval Raphael)投满20票;内塔尼亚胡本人亦在Instagram上发出同样号召。这一系列操作引发多国广播机构的强烈不满,最终推动EBU改变投票规则:2026年赛事的投票上限由每人20票削减至10票,专业评审团亦重新引入半决赛环节。

由国家重金动员的宣传的确会影响比赛结果。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在一些投票人数较少的国家,仅需动员几百人投票,便能左右结果。

然而,规则收紧并未平息争议。赛事开幕前夕,以色列广播机构KAN发布了由参赛选手诺亚姆‧贝坦以12种语言录制的视频,呼吁观众为以色列投满10票。EBU随即向KAN发出正式警告

面对四面涌来的批评,EBU的立场始终如一:坚持政治中立原则,并强调以色列的参赛资格在赛规框架内无可指摘。

面对成员国要求就以色列参赛资格进行专项表决的呼声,EBU于2025年12月召集成员广播机构举行内部投票——但此次投票的议题,并非「以色列是否应当参赛」,而是「是否有必要就以色列的参赛资格进行表决」。结果,绝大多数成员投票否决了这一提议,以色列的参赛资格问题就此从议程上移除。最终,EBU宣布2026年赛事「按计划举行」,同时附加若干针对投票透明度的补充规定

以色列方面则从两个角度发起反驳。其一,以色列外交部长将五国退赛定性为文化抵制行为,并公开表示对此感到「羞耻」。以色列侨务部长奇克利(Amichai Chikli)则发表声明,指出2026年Eurovision的相关舆论中,存在「反犹主义情绪急剧增长」的态势。其二,KAN一再强调自身未违反赛规,并将外界批评定性为对以色列参赛者取得佳绩的嫉妒与打压。

反对的声音迅速蔓延。

在国家层面,西班牙、爱尔兰、荷兰、斯洛维尼亚和冰岛五国正式宣布抵制2026年Eurovision,这是自197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退赛行动。其中,西班牙的退出尤为引人注目——作为Eurovision的「五大金主」之一,西班牙此前一直享有无需参加半决赛便可直接晋级决赛的特权。

西班牙公共广播机构RTVE表示,「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使我们无法袖手旁观」,并明确指出「声称Eurovision只是一个非政治性的音乐节是不准确的」。爱尔兰公共广播RTÉ拒绝转播赛事,斯洛维尼亚广播公司更以播放《巴勒斯坦之声》纪录片系列取而代之。

在最终决定参赛的国家当中,也不乏抗议声音。葡萄牙公共广播公司RTP的员工联合发布公开信,呼吁抵制以色列参加欧洲歌唱大赛;比利时广播公司VRT在决赛前表态,若EBU不就以色列参赛资格进行直接投票,明年将可能不再参加欧洲歌唱大赛。

在文化界,「No Music For Genocide」组织于4月21日发布公开信,号召抵制2026年Eurovision,签署者逾1100名音乐人及文化工作者,包括布莱恩‧伊诺(Brian Eno)、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等。

数位瑞士和爱尔兰的往届欧洲歌唱大赛的冠军也请求退回奖杯,抗议以色列的参赛。

2022年5月16日,乌克兰与波兰边境,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民谣嘻哈乐团 Kalush Orchestra 为抵达的乌克兰国家边境局成员献唱。摄:Pavlo Palamarchuk/Reuters/达志影像

音乐之外:地缘政治与民族情感

Eurovision的官方章程规定,参赛歌曲不得包含政治信息,参赛者亦不得在台上作出政治姿态。主办方在此次争议中亦以规则框架为由,拒绝作出政治判断。

然而,这场以主权国家为单位、以「欧洲」为框架举办、观众按所在国投票的盛会,从诞生之日起便无法与政治切割。

这不是Eurovision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性退赛。1969年,奥地利以抗议弗朗哥独裁统治为由,拒绝出席在西班牙举办的赛事。此后,退赛成为各国表达政治立场的惯常手段。

以色列自1973年首次参赛起,便持续引发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反弹。突尼斯(突尼西亚)曾于1977年报名参赛,但因EBU规定所有参赛国必须完整播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全部节目,最终以与本国法律相抵触为由退出。2005年,黎巴嫩出于同样原因宣布放弃首秀资格。1980年,摩洛哥成为唯一参赛的阿拉伯国家,至今也是唯一曾正式参赛的阿拉伯国家,而那一年恰好是以色列因故缺席的年份。

2009年,格鲁吉亚(乔治亚)选送的参赛曲目《We Don't Wanna Put In》,因歌词被认为影射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遭EBU以「政治内容」为由要求修改,格方拒绝后宣布退赛。2022年,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被驱逐出赛事,乌克兰同年凭藉一首抗争意味浓厚的《Stefania》夺冠。

土耳其则在2012年以程序异议为名宣告无限期退赛,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与时任总统埃尔多安(艾尔段)将该节目的LGBTQ+包容氛围定性为「社会腐化的特洛伊木马」密切相关;匈牙利2020年的退出,亦被广泛解读为总理欧尔班反LGBTQ+立场的延伸。

观众投票也是政治与民族情感的一面镜子。

Eurovision的投票机制历经多次改革,目前采用专业评审团与观众电视投票各占50%的双轨制。引入专业评审团的重要背景之一,正是2000年代愈演愈烈的「集团投票」现象——各国观众倾向于将高分投给邻国或相近文化圈内的参赛者,引发外界对公平性的质疑。

比如北欧国家之间相互高分,巴尔干半岛国家彼此支持,波罗的海三国倾向于联动。与此同时,海外侨民社区对电视投票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居住在英国的立陶宛人往往大量投票给立陶宛,德国境内的土耳其裔社群过去长期推高土耳其的得分,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因共同的语言与文化纽带而形成稳定的互投关系。

经济收益仍高于政治矛盾

除了政治立场和民族情感,Eurovision更是创收渠道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机会。一旦夺冠,主办国将迎来数以亿计的国际曝光、大批涌入的游客以及可观的广播授权收益。

据奥地利政府委托ECO Austria机构的经济研究估算,2026年维也纳赛事为奥地利和维也纳带来的国际媒体曝光价值约达7.3亿欧元。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指出,举办Eurovision可为主办城市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瑞典的马尔默2013年举办赛事花费2600万欧元,旅游收益达3300万欧元,完全覆盖成本并有盈余。

2026年5月17日,保加利亚歌手Dara以《Bangaranga》为保加利亚首次夺得欧洲歌唱大赛桂冠。摄:Lisa Leutner/Reuters/达志影像

这样的经济收益也让一些国家得以放下政治分歧,积极参赛。

本次获胜国保加利亚正值政府换届,新上任总理拉迪夫(Rumen Radev)因其对欧盟政策的批评立场及对恢复俄罗斯能源进口的公开表态,被多家欧洲主流媒体和智库贴上「欧洲怀疑主义」乃至「亲俄」的标签。然而,保加利亚夺冠后不仅立即确认承办2027年赛事的意愿,政府更随即宣布成立专项机构统筹筹备,展现出远超预期的积极姿态。

如何回应争议,对EBU而言同样是一笔需要精打细算的经济帐。据《好莱坞报道》援引的匿名高层消息,比利时和数个北欧国家原本也有意退出,但最终被劝回。若非如此,本届赛事可能因收入损失而面临取消的风险。

EBU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成员广播机构的会费,其次是赞助收入;而西班牙作为「五大金主」之一的退出,不仅直接削减了赞助来源,还引发了连锁的广告商撤退效应。

该报导亦指出,企业赞助商大批撤离、退赛国广播授权费损失,以及参赛国数量跌至35国的历史低位,已令EBU面临严峻的财政压力。

欧洲歌唱大赛长青70年,不仅留住了老观众,也成功吸引了每一代的年轻人;更因其对LGBTQ+群体的包容与支持,成为多元文化的象征和性少数群体的安全空间

这场诞生于二战废墟与冷战格局之中的欧洲歌唱大赛,一直承载着人们连结与沟通的希望。但在如今世界又一轮的战争与分裂中,EBU难以用简单的「中立」和「规则」回应观众的愤怒与期待。

3月,EBU正式宣布首届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sia将于2026年11月14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目前已确认参赛的国家包括:韩国、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寮国、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越南及东道主泰国,共10国。Eurovision总监马丁‧格林(Martin Green)在宣布时提到了「多大陆版本」,暗示亚洲版若表现理想,未来可能还有南美版等品牌延伸。

在这场赛事于欧洲大陆陷入最大危机之际,亚洲会是欧洲歌唱大赛的新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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