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行政院于3月18日正式公布育儿新政策,自今年4月13日起,一个孩子的家庭就可以申请外籍家庭帮佣。原规定是要有3名未满12岁以下孩童的家庭才能申请。这项政策引起正反不同的讨论,有家长表达赞同,但民间团体与部分政治人物则以新加坡与香港经验表示,放宽申请外籍帮佣可能无助于大幅提升生育率。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受访时表示,为协助育儿家庭,4月13日起开放家有未满12岁童即可申请外籍帮佣,另对特殊家庭也有相关条件放宽。而关于受惠人数,劳动部指适用家庭约144万多户,不过并未提供数据评估来源。此外,此类申请外佣的家户,每月须额外缴纳就业安定费新台币5000元。
19日,台湾劳动部公布「外籍家庭帮佣新制规划」报告,强调此制度非取代托育或照顾措施,而是提供育儿家庭多一种协助家务的选择。劳动部称,外籍家庭帮佣为「辅助性家务帮手」,主要协助家庭处理日常家务工作,并非保母或其他专业照顾人员。
新政引起正反意见,民团指仅有助高所得家庭
民间团体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下称托盟)声明指,新政策确实会让部分家庭受惠,但无法「提振生育率」及「提振妇女劳参率」。托盟以世界上引进最多外籍家务工的新加坡为例,引进政策至今45年来,新加坡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1.8下跌到0.8,并未对提振生育率有所助益。
托盟于2025年针对台湾女性进行民调,问卷询问:「如果可以聘外籍帮佣,妳会改变工作状态吗?」有60%回答,已在就业,不会改变;30%的人回答,目前没有就业,但不会因聘外籍帮佣就回去上班;仅有10%的人表示会回去上班。托盟认为,民调结果显示台湾人聘请外籍帮佣首先是当成24小时的「家事服务人员」,第二种则是当成「24小时的到府保母」,但母亲仍在家全职照顾,也就是帮佣负担家事工作,但育儿的情绪劳动主要仍由母亲负责。

在台湾,家事移工(含帮佣及看护)每月最低薪资为2万元,加上5000元就业安定金与伙食费等各项加总后,每月可能超过三万元新台币。托盟估计,考量外籍帮佣薪资、住宿空间及就业安定费等成本,可能仅限于所得达前20%的家庭才有能力使用这项服务。
长期关注育儿政策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张雅琳则表示,她在家长群组看到对新政策的热烈讨论。她认为,新政策可以解决一部份家长的困境,但台湾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仍难以负担聘雇外籍帮佣的成本。她表示,仍会争取「弹性工时和远距工作等机制,以及扩大公共托育的量能,才能回应到一般中产家庭的需求,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教养不外包。」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谕生育四名孩子,长期关注育儿政策的她在社群上对新政发了许多篇文,表达新政策难以适用所有家庭,并倡议尽速修订《托育专法》。她同样引用托盟民调指出:「台湾女性最需要的育儿政策前三名是友善职场、托育安全、扩大公托。」她认为,「让家庭自己去市场上找帮佣,对政府来说最省事。但这种省事,是把照顾责任再一次推回家庭里,推回女性身上。」
不过,也有许多网友在王婉谕的贴文下方留言,不同意她的想法,认为开放外籍帮佣与优化托育制度应同时并进,将能帮助更多不同的家庭。在社群Threads上也有许多家长发文抒发育儿辛劳,并称认同政府推出的新政。
台湾的出生率节节下降,今年二月首度跌到6523人,创历史上单月新低,根据统计,台湾每月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的「负成长」现象已持续了62个月。这反映过去三名孩子才能申请外籍帮佣的政策,已不符合目前少子化的家庭状况。台湾雇主协会表示,新政是「修正一个长期失衡的制度」,政府评估此次开放将影响144万户家庭,显示需求存在,若制度无法回应现状,只会让需求转地下,形成黑工与制度外市场。
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率,台湾劳工阵线协会则指,台湾女性劳参率曾经低于50%,过去10年来缓步上升,直到2024年达到52%,仍低于男性的67.1%。劳阵指,女性在25-29岁劳参率达89%,但30岁后逐年下降,「关键原因在于传统的婚育观念与照顾责任(绑定于女性)」,而推动公共托育,才能松动传统性别分工,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

劳阵称,放宽外籍帮佣聘雇资格,会冲击目前约2.5万名托育人员(含保母与教保人员)的就业稳定,且外籍帮佣没有专业保母训练,可能影响托育品质与专业发展,也与提升台湾家外送托率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将照顾责任仍锁在家庭里。
妇女新知基金会等34个民间团体于24日发表连署声明,表示由于政策推动前没有完成「性别与人权影响评估」,要求行政院应立即撤回放宽外籍帮佣申请资格。其次,应保障外籍移工劳权、终止个人聘雇制,全面适用劳基法。再者,呼吁政府应推动更友善的育儿政策,像是弹性故工时与请假、公共照顾服务等。
新加坡与香港外佣制度发展多年,生育率仍低
根据联合国2024年数据,香港总和生育率为0.73,新加坡则是0.95,而台湾则是0.86,皆属于全球最低的末段班。香港与新加坡的外籍家庭帮佣制度已发展多年,可作为亚洲经验借镜。端传媒根据多份研究发现,虽然长远来看,低生育率现象并没有因为聘请外佣而显著改善,但从香港与新加坡的案例都可发现,本地女性劳动力获得提升,有外佣的夫妻更有意愿生养孩子。
根据香港立法会资料,2024年香港约有36.8万名外籍家庭佣工,约占整体劳动人口一成。香港法规规定,只要雇主年薪达18万港币或拥有同等资产证明即可聘雇外佣。2026年外佣最低工资为每月5100港币,并规定雇主必须提供免费膳食或每月不少于1236港币的膳食津贴。关于居住部分,香港法律严格执行「同住规定」,亦即外佣必须居住于雇主家中,与台湾、新加坡的做法一致。
家务外包,确实可能影响人们生育更多子女的意愿。在《人口学经济杂志》刊登的研究分析了香港的家庭数据,发现雇用外籍家庭佣工的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较多,显示减轻育儿负担后,更可能影响高技能、高收入已婚女性的生育决策。另一项研究则比较香港有雇用住家外佣的已婚夫妇与未雇用外佣的夫妇,前者的确生育更多子女。不过,是否有外佣仅对「第一胎与第二胎」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第三胎以上差别较小,显示外佣的帮助仅能小幅减缓少子化现象。
而新加坡是亚洲引进及管理外佣制度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目前有超过30万名外佣。根据法规,只要雇主年满21岁、非破产身分且具备支付薪资的财政能力即可聘雇外佣。新加坡采取「劳工税」(Levy)制度,2026年的普通税率约为每月300元新币,若家中育有16岁以下新加坡籍孩童,可享有优惠税率60元新币。不过,新加坡并未设定给予外佣的最低薪资。
由于新加坡的生育率也持续下滑多年,一份研究指,新加坡政府祭出不同的措施奖励生育,包含退税、育儿补贴、带薪产假等,尽管如此生育率仍不断下降。因为新加坡的高人力资本与生育率之间存在张力,养育孩子需付出更高的成本,要将出生率提升至人口替代水准,就不能仅靠政策更新与补贴。研究认为,家庭外佣对育儿及家务有所助益,但人们更重视与子女共度的高品质时光,因此更友善的育婴假与弹性工时安排才是关键。

《时代杂志》2019年一份报导则指,家事外佣为香港、新加坡带来巨大经济贡献,提高该地女性劳动参与率,减轻女性白天的育儿负担、更能投入职场,让家庭和国家都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税收。一份针对全球多国移工与本地女性工作与家庭研究指出,外籍家务工降低了本地的托儿和家务成本,使本地女性改变工作和生育决定,更精准来说,是让高收入家庭的女性有更多时间投入在养育子女与工作。
不过,相关研究也提醒,育儿成本得以下降,是因为外佣薪资远低于本地托育服务,而外佣的劳权问题及大量移工人口形成的社会成本,都是必须考量的一环。2018年一份针对星、港、台的研究显示,三地的家庭外佣都绑定单一雇主,难以自由转换工作,增加依附性与脆弱性。研究指出,雇主掌握高度控制权,可能导致外佣工时过长与权益受损。此外,由于工作场域在私人家庭,外部监督困难,也使许多侵害人权的状况更难被揭露。
在金融业工作的林小姐育有一名正在就读幼儿园的孩子,她曾带着孩子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在香港,她找了来自菲律宾的家庭外佣协助,「外佣做的事包山包海,但主要还是照顾小孩,喂食、哄睡、带他出去玩、上课等等」。在上课时,林小姐观察到现场有八成的孩子都由外佣陪同去上课,仅有两成是父母陪同。她说,「在香港找工人姐姐(家庭外佣)来协助是常态,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更是有需求」。
她去年回到台湾工作,十分认同台湾政府欲开放一孩家庭聘请外佣的政策,她认为这将会是最有感的政策,甚至直言因此考虑下次大选投票给赖清德。
林小姐属双薪家庭又无其他家人作后援,她在听闻这项政策后,便积极找上仲介了解申请流程,不过还未得知细节。「仲介说,可能跟80岁以上老人免巴氏量表可直接聘外籍看护差不多,但政府还没给出详细规范」。
至于政策能否促进生育率及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林小姐表示,她本来就不考虑生第二胎,所以难以评估。但她认为「对双薪家庭来说,外籍移工可以帮忙家务及照顾孩子,夫妻不会为了做家事争吵,对促进家庭和谐、降低离婚率可能有所帮助。」

新北市从事自营电商、育有一女的杨小姐,表达原本就很喜欢小孩,梦想生育三胎以上。但杨小姐认为,现实中女性因生育所付出的职涯牺牲、生理变化等代价太高,才是多数女性却步的主因。她表示曾因照顾第一胎的辛苦而吓退,「我生第一个的时候,想说打死我也不会再生第二个。」但随着女儿进入幼儿园,才慢慢重拾生育下一胎的念头。
杨小姐表示,若生养两胎以上,「好像真的可以请外佣帮忙分担」,更笑称「丈夫可能更想要请」,因为能减轻家务负担。不过她话锋一转,指出更多实际考量。杨小姐表示,请外佣需要提供合理居住空间,但近年台湾青年家庭早已苦于高房价,购屋倾向「小宅化」,大约只有原本就能负担大空间的家庭才会考虑聘请。
杨小姐说,缺少优质学校和师生比过高的「教师荒」会让她忧心孩子的教育环境;此外,社会上的「厌童」风气、随机伤人案增加等公共安全问题,皆是养育孩子时要面对的种种考验。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她认为,「对于那些本来不想生,或是本来就想多生几个的家庭来说,有没有外佣这一点,不太会影响他们的决定。」

性別與社會環境,更挑戰理想生活的願景
台湾家庭的心声,也与联合国《202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相呼应。报告显示,主要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包括:高昂的育儿成本、职业不稳定、住房压力、对世界现状的忧虑,以及缺乏合适伴侣等等。报告显示,「经济不稳定与性别歧视的恶性结合,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加奈姆表示,许多人无法组建他们理想中的家庭,问题在于「缺乏选择而非缺乏意愿」。报告指,要解决生育危机必须满足人们所表达的需求,包含带薪家庭假、可负担得起的生育医疗服务,以及支持性的伴侣关系等等。
报告更指,过于简化的政策,如提高生育奖励金或强制生育目标等,难以促进生育率。全面提升育儿友善政策,甚至是提供多元性别者成为父母的途径,并消除性别不平等对家庭选择的制约,通盘检讨经济、社会与政治措施,才能让人们实践理想家庭的愿景。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系副教授叶明叡更撰文表示,少子化不是问题,而是社会高度发展的现象。「少子化,本身并不是问题,反而是社会高度发展、人类实现自由的成果指标。」叶明叡认为,「应该放弃试图扭转少子化的构想」,专注于直接处理目前的社会问题,让人们的生活品质更好、更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