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9日，前北爱尔兰（北爱）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Sinn Féin）领袖亚当斯（ Gerry Adams） 现身在伦敦高等法院，并将于下周出庭作证。三名在1970至199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IRA）爆炸案中受伤的受害者对他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他曾是IRA领导层成员并对攻击行动负有责任。三人只要求象征性的1英镑赔偿——目的并非金钱，而是寻求法律上的「责任认定」。

这起案件使一个持续数十年的问题再次浮上台面：亚当斯是否曾为IRA领导人？同时，案件也触及另一个法律与政治难题——数十年前北爱冲突中的暴力，是否仍然可以被追责？

亚当斯是IRA领导人吗？

亚当斯是北爱共和派政治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自1983年至2018年担任新芬党主席，长期被视为争取北爱脱离英国统治、实现爱尔兰统一的象征人物。

在1960至1990年代的北爱冲突（The Troubles／Na Trioblóidí）期间，IRA因为频繁暴力手段，曾被英国及许多国家列为恐怖组织，而新芬党则被视为IRA的政治组织。批评者长期指称亚当斯曾为IRA高层，甚至是许多军事决策核心的一员。但他始终否认自己曾是IRA成员。

在本次案件中，原告三人试图论证亚当斯曾是IRA成员、他参与制定在英国本土发动爆炸攻击的行动，因此应对爆炸案负责。

这三人是克拉克（John Clark）、葛内什（Jonathan Ganesh）和雷柯克（Barry Laycock）。他们分别在1973年的老贝利（Old Bailey）爆炸案，以及1996年的伦敦码头区（London Docklands）与曼彻斯特爆炸案中受伤。此外，原告方发起群众募资用以支付法律费用，已筹集超过11.4万英镑。

原告方的法律团队主张，即使亚当斯没有亲自放炸弹，他也与执行者「同样有责任」。为支持这一说法，法庭听取了前IRA成员的证词。

3月10日，曾被判刑确定并服刑完毕的前IRA成员奥多尔蒂（Shane O’Doherty）站上法庭，指称亚当斯确实是IRA的高层。奥多尔蒂曾于15岁加入IRA、并在1976年因邮包炸弹攻击被判处30次终身监禁。他在服刑期间向受害者道歉、呼吁IRA停火，并于1989年获释，此后，他不断公开批评新芬党与IRA。

原告方律师在法庭展示1971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亚当斯正为凯恩（Michael Kane）抬棺。凯恩是一名IRA志愿兵，在贝尔法斯特一场爆炸事故中丧生。奥多尔蒂形容亚当斯当时俨然是「最高领导人」，并补充说：「在IRA荣誉守灵葬礼中，通常只有他（死者）在IRA内最亲密的战友，才会为其执行送别荣誉。」

律师更追问，若亚当斯不是IRA成员，会戴着贝雷帽吗？奥多尔蒂称在当时不太可能，因为那样的穿著有可能引来政府追捕。因为IRA成员常配戴黑色或深绿色贝雷帽，被视为标志性形象。奥多尔蒂还强调，亚当斯负责丧礼演说这点，能证实他在IRA具重要角色。

亚当斯的委任律师则询问，奥多尔蒂是否掌握亚当斯涉入原告方三起爆炸案的第一手资讯？奥多尔蒂回答都是「二手资讯」。不过，奥多尔蒂表示自己和IRA前指挥官、已故的北爱尔兰前副首席部长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关系密切，试图证明自身消息的可靠性。麦吉尼斯与亚当斯是挚友，后来也都是新芬党重要人物。

目前案件尚在审理中。不过，这场诉讼的历史意义在于，这是首次有法院直接审理亚当斯是否曾在IRA领导层任职。

亚当斯是否曾为IRA的成员，这项争论其实已持续数十年。许多历史学者认为，亚当斯在1970年代的确在共和派武装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始终缺乏确凿证据足以证明他在IRA中的具体职务和权力角色。

在法律问题上，此案件的另一核心争议是法律时效与历史责任。

三名原告受伤的时间都远超过20年以上，这些攻击都发生于北爱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在刑事部分，许多与北爱冲突相关的案件一直面临取证困难与政治争议。英国政府近年甚至打算立法限制对「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犯罪的追诉，引发激烈辩论。因此，这起案件透过民事诉讼求偿，而非刑事审判。

在英国法庭实务上，民事案件的举证标准是「相对可能性」（balance of probabilities）亦即只要有足够证据让法官认为「某件事存在」的可能性高于「不存在」，即可判定此事为真。而刑事案件往往需要足够「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证据，检方举证难度较高。换言之，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只要判定亚当斯有可能在IRA中扮演领导角色，他就可能面对赔偿责任。

而原告方只要求象征性的1英镑赔偿，正是为了避免被视为金钱索赔，而是寻求确认历史责任。对受害者而言，这起案件象征一种「最后机会」。如同原告三人表示，「这可能是让亚当斯在法庭上交代真相的最后一次实质机会」。由于许多冲突时期的受害者已年老，亚当斯本人也已届77岁高龄，原告们担心如果不透过法律程序留下纪录，历史责任可能永远无法被确认。

不过，亚当斯方则认为，这类案件在数十年后才提出，本身就存在程序与公平问题。

此案预计将于3月17日结束，时值爱尔兰最重要的圣派翠克节。

北爱冲突背景：亚当斯是和平缔造者还是战争决策者？

要理解这起诉讼的重要性，须回到北爱冲突的历史。

1960年代末至1998年，北爱尔兰陷入长达30年的政治暴力。多为天主教徒的共和派民众希望脱离英国并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而主要为新教社群的联合派则支持继续留在英国。

在此期间，IRA与英国军队、忠诚派民兵组织之间爆发大量武装冲突与恐怖攻击。并长期利用这些暴力手段威胁联合派势力，夺走约3500人性命。

亚当斯在其中的角色极具争议，他同时被视为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也被视为暴力冲突的幕后决策者之一。

亚当斯18岁时投入IRA运动，并在1983年起担任新芬党党魁。1990年代，他与麦吉尼斯推动政治谈判，最终促成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又称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结束大规模武装冲突，并允许北爱公民自行决定未来的方向，亦即要继续留在大英联合王国，或是与爱尔兰合并为一个国家。新芬党此后开始与各党派筹组自治政府，亚当斯也成为北爱议会的议员。

不少批评者认为，亚当斯若在1970至1980年代参与IRA的决策，那么他就是暴力策略的制定者。尽管他这辈子不断否认曾参与IRA。

这起司法案件受外界瞩目的原因在于，若法院裁定亚当斯曾是IRA领导层，将可能对北爱政治产生「震撼性」影响。虽然北爱冲突已结束，但审判也反映了未解的问题——社会应如何面对过去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