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无时无刻，我们总是为了逃离不安，而陷入自我欺瞒。
──《存在与虚无》，沙特

我们不应再对事实抱以无端的轻视，并且该转向真正值得拍摄的事实。
──《生与死》，土门拳

我的确在死亡的呼喊与混乱之中，燃起对于新人类的祈愿。
──《死亡、爱与孤独》，原民喜

一九五七年五月，就读于东京大学的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首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获选五月祭奖，以学生作家的身分踏入文坛，隔年以小说〈饲育〉荣获芥川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一九五七年七月，日本战后著名摄影家土门拳初次造访广岛，即使距离原子弹投下之日已经过十二年之久，他仍大受冲击，直至该年十一月，陆续前往广岛六次，著手拍摄大量照片，隔年出版摄影集《HIROSHIMA》，获得海内外的巨大回响。日后写下《广岛札记》的作家大江健三郎，虽然早在一九六○年八月便曾前往广岛参加原爆纪念活动，但他在文章里谈到自己正是透过土门拳的这本摄影集才初次真正认识何谓“HIROSHIMA”，以及人们在遭遇原爆后的悲惨与勇气，深受感动。

《广岛札记》此书之成立，缘于大江健三郎应岩波书店的杂志《世界》之邀，于一九六三年与一九六四年两度前往广岛采访“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撰写多篇文章，陆续刊载于《世界》上，其后文章更改标题并加上序章与后记，于一九六五年六月集结成《广岛札记》一书。在本书序章“往广岛……”里，大江提到当时自己的“长子处于濒死状态，躺在保温箱里不知何时康复”，因此盛夏的广岛之旅，一开始是一场“如此疲惫困顿、沉默而忧郁的旅程”。若熟悉日本一九六○年代的读者，应该理解那是日本战后面临许多转捩点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大江作家生涯的巨大转型期。

大江健三郎初期的作品，主要聚焦于日本人如何面对战后社会的各种不安与自我欺瞒的挣扎。一九六三年六月，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诞生，出生便患有先天性头盖骨异常，导致部分智能障碍。大江健三郎便是怀抱著如此困境，在不安与疑惑之间，踏上前往广岛的旅程。而一九六三年第九届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也由于国际政治势力的竞逐，呈现一种剑拔弩张的困顿之势。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尚未进行核武试爆而亟欲追赶的中国，虽然与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此时出现对立；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亦出现分裂，日共系势力认为必须将“社会主义国”和“帝国主义国”的核武试爆分开看待，而总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与社会党系势力则反对所有的核武试爆，原爆受害者亦谴责所有核武之存在。忧郁的大江健三郎前往广岛所面对的，便是如此的冷战分裂态势，潜藏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背后。原本美苏冷战体制下却又出现中苏对立，广岛反对核武的和平运动面对如此混乱困境，大江却在其中发现了许多“真正具有广岛特质的人们”。

广岛在地报社《中国新闻》的社论主笔金井利博所推动的《原子弹与氢弹受灾白皮书》计划，正是引导大江发现“真正具有广岛特质的人们”之契机。相对于冷战态势下各国对于核武的激烈竞逐，制作《原子弹与氢弹受灾白皮书》计划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原爆受害者身上，要求详细调查受害者的生活实态以利进行援助。这项计划以广岛人的身分提出，本身便是一种主体性的展现。其中的代表者便是广岛红十字会医院的重藤文夫院长。面对原爆后遗症层出不穷，似乎永无止境，甚至导致年轻医师不堪重负而自杀的“极限状态”，重藤院长特意以忍耐所支撑的“迟钝目光”，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秉持著一种“维持著日常生活的平稳，缓慢且冗长的节奏，平凡甚至称得上是无聊的机械式反复”，才不致陷入绝望之渊。大江认为，那种“迟钝目光”里其实潜藏著“如烈火般激烈的洞察力”，如此“具有警觉且敏锐观察力的人，既不会陷入过度绝望，也不会沉醉于空泛的希望”，反映出一种务实而崭新的人文主义（Humanism），亦即“真正具有广岛特质的人们”。

至此，大江在广岛人身上所发现的，似乎是在对抗原爆这场人造的极致暴力以及其强烈后遗症的过程里，逐渐形成的某种普遍性人文主义。但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大江“再访广岛”后，同年十月中国进行初次核武试爆，则触发大江心中的普遍性人文主义，成为自身对于日本战后民族主义的潜在追求。一九六○年代为日本的高度经济成长期，除却官方主导的“经济民族主义”（例如“一亿总中流”意识）与借由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推动“体育民族主义”，许多不同的民族主义试图争夺社会大众的支持。例如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认为，进步派阵营内的战后民族主义正是一九五○年代推进民主主义的原动力，但一九六○年安保斗争之后，由于日趋保守的社会氛围与进步派分裂，导致民主主义运动停滞，造成某部分进步派开始重视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保守派长期对于战后亲美的现实不满，因此提倡某种复古的民族主义，三岛由纪夫的《文化防卫论》论述便是典型案例。在如此形塑战后日本民族认同的竞争之下，大江健三郎面对中国达成战后民族主义的里程碑，亦即核武试爆的冲击之下，经由法国文学里的“尊严”（dignité）概念与人文主义关怀，以“HIROSHIMA”作为否定核武之象征，创建出一种大江独特的“新日本民族主义”。

以我们从HIROSHIMA幸存下来的日本人名义，向包括中国在内、所有现在与未来拥有核武的国家，表达广岛原爆作为否定象征的态度。这也就是说，我们急需确立原爆二十年后的新日本民族主义姿态。而对我而言，广岛的“正统的人类”，正展现了日本新民族主义中积极象征的样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日本战后长期对于中国抱有侵略的罪恶感与道义上的责任感，大江也不例外，但面对中国进行初次的核武试爆，成为拥有核武的国家，而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大江从“HIROSHIMA”发展出蕴含人文主义关怀的战后民族主义，正面否定中国大力推进的核武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广岛札记》相当特异之处。广岛人面对原爆攻击的极限状态之际，展现出坚忍承受且戮力不懈的精神特质──具有普遍性的尊严与人文主义，而大江则将其转化为带有反核与反战意涵的日本民族主义，因此广获日本战后进步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但若对照隔年四月由小田实与鹤见俊辅等人发起的反越战组织“越平联”（全名为“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以及其后席卷各大学校园的全共斗运动来看，民族主义推动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力量却是日渐衰弱，大江的《广岛札记》可以说是如此关键转捩点之时代产物。

正因《广岛札记》兼具人文主义的普遍性与民族主义的疆域性，当谈到也有韩国人与冲绳人受到原爆伤害，同样苦于后遗症的情形时，前述之双重特质便无法免于因有效界限的不同而产生紧张关系。对于大江而言，该如何谈论那些战后“具有真正广岛特质的”“非日本人”，成为一个尖锐的难题。从人文主义的普世适用，转化为民族主义的日本限定，从朝鲜与冲绳等地出身却在广岛（或者长崎）遭受原爆的人们，是否有资格成为“真正具有广岛特质的人们”？此外，遭受原爆之苦的广岛人们，是否都如同大江所述地“具有真正的广岛特质”？本书的时代局限便在于此。

对于大江所形塑的“真正具有广岛特质的人们”与广岛当地的原爆受害者之间的形象差距，其实已有学者团野光晴从大都市和地方都市的书籍销售数字，说明“广岛”形象在接受与传播层面的不均匀状态。而一九五七年土门拳所拍下的系列照片亦可窥见一二。一九四五年，十五岁的广岛少年小谷育男在距离原爆中心地一点五公里处遭受攻击后，在医院接受治疗，因此结识了同为原爆受害者的十七岁少女须磨子。其后经过多次的植皮手术与治疗休养，两人决定结婚生子。一九五七年土门拳造访广岛时所拍下的系列照片《原爆受害者结婚 小谷夫妻》里，便可以看见小谷夫妻抱著长女浩美展露笑颜的幸福模样。

二○二三年举办的摄影展上，小谷夫妇的次女文江看著那张照片，偶然间提到照片里的笑颜，并非时常展露在自己家里，父亲小谷育男战后在家族事业里帮忙养殖牡蛎，却因为原爆后遗症经常身体不适，导致工作都不长久，而开始喝酒浇愁，因此非常感谢土门拳的摄影为自己父母留下幸福的一瞬间。如此不同的回忆故事，目的并非批判摄影的虚构性，或者言说与事实间的龟裂矛盾，或许值得思考之处在于，无论是摄影抑或证言，在在揭示出片段真实相互重构的复杂动态，而在如此的重构动态里，最重要的便是大江屡次强调的“想像力”。除了面对原爆后残酷景象的“绝望想像力”，“具有真正广岛特质的人们”更显现出某种不被绝望吞噬的“自由想像力”。

那是可以如此思考的想像力：“如果没有原子弹的影响，这位患者原本应该是健康的人，因此，这位遭受轰炸的患者，他的疾病不就是由原子弹所造成的吗？”以及不受既有概念束缚、能让人如此思考的自由想像力：“经历过那场异常的爆炸后，暴露其中的人体，有可能出现任何症状，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在此，“不受既有概念束缚、能让人如此思考的自由想像力”意味著朝向地狱的深渊，全神贯注地探寻凝视各种微小征兆，在重构动态里借由语言朝向他者发动。抑或更加简明地来说，作家的想像力用于连结不同次元的事物，如同小说家以双手各自攀住不同岩壁的两端，奋力挣扎以避免从高空落下，同时成为两者的重合连结。那些搜集微小征兆的努力，便是试图通往他者并与之重合的每个步伐。透过语言展现如此的想像力，则是某种主体性的展现。大江曾在《核时代的想像力》（原书名为“核时代の想像力”，一九六八年大江每个月都在东京新宿的纪伊国屋本店会馆演讲，其内容于一九七○年集结出版）一书的最后提到：

既然我们活在想像力之中，那么在发挥想像力时，最核心的关键是什么呢？想必就是所谓的“主体性”吧。当我说出一句话，就代表我是以自己的主体性，对这句话所包含的一切承担责任。

如果大江文学的最初启蒙者沙特（Jean-Paul Sartre），认为想像力奠基于对于既有世界的否定与超越，那么大江则是在承受著恐怖与战栗之中，以想像力重新承接他者的存在之重，主体性才有可能出现。换言之，那是一种自我与他者交互重合的主体性。在《广岛札记》里，从人文主义转为民族主义，想像力的射程最后到达名为“OKINAWA”的边境岛屿。

我为何去冲绳？这自心底涌起的疑问，与冲绳那如寒冰般刺骨的拒绝──“你为何来此？”相互撕扯、啃噬，似要将我生生撕裂。（中略）每一次踏上那片土地，我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一股将我拒之门外的压力，如汹涌的暗流般疯狂袭来。（中略）我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他们而去冲绳的。然而，所谓的更深刻地了解他们，也就近乎绝望地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会很友善且断然地拒绝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去冲绳。

在《冲绳札记》的开头，大江在不安之中肩负起责任，接受来自他者的语言和视线，仍是奋力向前。因为唯有在与他者相互重构并借由想像力编织语言，才能重获某种反身性主体性，开始探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日本人とはなにか、このような日本人ではないところの日本人へと自分をか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か）。于是《广岛札记》里人文主义的普遍性与民族主义的疆域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成为《冲绳札记》里试图将自我与他者相互重合后投射而出的原动力。其间描绘出的轮廓与姿态或隐或现，时有时无，仍在进化成形，因此展现在我们面前无数的线条与光影，便是青年作家大江在日本战后思索挣扎的精神样貌，这两本札记则可以说是一位人文主义青年的自画像。

台湾位于东亚岛屿群的关键位置，近年更处于战争进逼的风暴核心。在如此危机潜藏的年代，借由重新阅读大江健三郎的这两本札记，台湾读者可以尝试思索如何在战争暴力这种极限状态之下，透过想像力相互构筑与他者之间的反身性主体性。远方危机风雷四起，不过危机亦是转机。不同于以往将血缘或语言文化作为绝对界线的排除性民族主义，或许台湾人终于也可以发动想像力，观测并搜集那些潜藏于事物缝隙的各种征兆，开始探问自己：“台湾人是什么，能否成为‘不是现在这种台湾人’的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