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Z世代”／“Gen Z”，一个频繁出现在公共讨论中的名词，被人们谈论、分析，也被贴上各种标签。他们的成长几乎与社群媒体的兴起同步，限时动态成为日常，演算法成为叙事。
这个世代，往往被视为破碎时代的缩影：分众的社群、碎裂的公共空间、短暂的情绪连结。他们被凝视、被定义，但“Z世代”真是一个世代的现象，还是他们被上个世代书写下的结果？
端传媒推出“成为Z世代”系列专题，从个体出发，探问他们的精神、情绪、爱与慢生活，并探问在失序的网路世界里，这个世代如何在被压缩的公共空间中重新学习参与，重新想像“我们”。本篇聚焦香港Gen Z的公共参与，在后社运年代的新局面中，他们仍然抱有信念，具创意地前行。
这个世代，往往被视为破碎时代的缩影：分众的社群、碎裂的公共空间、短暂的情绪连结。他们被凝视、被定义，但“Z世代”真是一个世代的现象，还是他们被上个世代书写下的结果？
端传媒推出“成为Z世代”系列专题，从个体出发，探问他们的精神、情绪、爱与慢生活，并探问在失序的网路世界里，这个世代如何在被压缩的公共空间中重新学习参与，重新想像“我们”。本篇聚焦香港Gen Z的公共参与，在后社运年代的新局面中，他们仍然抱有信念，具创意地前行。
去年夏天，20岁的 Oscar 传来讯息，说他提出了针对运输署和某驾驶学院的司法覆核，踌躇著应否召开记者会。
这只是他发起的诉讼之一，2023年的中学发禁案，他作为申索人站到媒体的面前。他跟受发禁影响的林泽骏入禀区域法院，指母校禁止男学生留长发的校规违反《残疾歧视条例》和《性别歧视条例》。近年 Oscar 再发起两宗司法覆核，分别针对运输署和通讯局。
“政府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是 problematic，我也很想改变⋯⋯”近年香港社会剧变，他觉得在大事上自己无能为力，倒不如循司法制度挑战小事：“不是我选择找鸡毛蒜皮的东西，是我选择真的 affect 到我、而且我有机会赢的东西。”
Oscar 不确定他所做的会否为社会带来希望，“但是证明到自己还有一些事可以做。”
进入后社运时代，公民社会崩塌，前人建构的团体、资源和议题消失；后人的热诚无处安放，他们必须从缝隙中开辟空间，寻找身位。出生于1995年至2005年间的香港 Generation Z（Z 世代） 在成长阶段经历两次大型社会运动——他们见证香港跌宕，长大成人后如何参与公共议题，如何投身热爱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