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九月以来，美国军方对被指控为经由加勒比海与东太平洋水域向美国走私毒品的所谓“毒品恐怖分子”发动了一系列打击行动。这些攻击伴随著该地区前所未有的军事集结；截至目前，这些行动导致的死亡人数约有105人。然而，这些攻击的合法性以及其背后的“真正”动机，仍然存在重大疑问。委内瑞拉一直处于这场冲突的中心、美国试图透过政权更迭来取得该国庞大的石油储备及其他矿产资源的叙事，已成为解释部分行动的一个可信解释。
为了评估这一局势的复杂性及其对委内瑞拉的意义，我们需要检视：1）目前被用来为这些军事战术辩护的叙事；2）美国长期支持且最终失败的、试图在该国促成政权更迭的努力；以及3）长期存在的两极化思维历史，这种思维将反干预主义与亲马杜罗主义划上等号，并将“民主”与右翼政治反对派的目标混为一谈，而正是这些反对派动员了美国对该国的关注与干预。
我们当下最明确的行动呼吁之一，是阻止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冲突的升级、以及一场潜在的战争，并要为委内瑞拉以及委内瑞拉人动员国际团结。然而，这一复杂的政治局势阻碍了委内瑞拉人与国际社会在公开谴责这些军事侵略行为、及其对国家与地区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方面形成一致立场。未来几天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很可能为未来数年的美国—拉丁美洲关系奠定基调，并考验我们在当前关口的政治想像力及我们的能动性。
美国当下对南美洲的关注点是什么？
虽然对船只的打击已经持续了三个半月，但直到最近，美国才出现持续性的批评。审视的焦点集中在9月2日对首次攻击幸存者发动的“第二次打击”上，这一行为将毫无疑问地构成战争罪。尽管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对这些攻击表示谴责，并试图透过不同机制阻止这些行动，特朗普政府官员仍坚称，这些被杀害的目标是已被证实的毒品恐怖分子：最近被重新归类为“敌方战斗员”。
与一些人将这些行动称为“法外处决”不同，特朗普政府官员——例如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主张这些打击是为了阻止毒品流入美国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正当行动。因此，特朗普政府将这些杀戮称为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
这些官方说法重新使用并混合了冷战、“毒品战争”以及“反恐战争”中的修辞，并且重新采取了1990年代让美国军事力量大量进驻哥伦比亚的策略。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异。像“哥伦比亚计划”这样的方案，是在哥伦比亚政府及其军队的协助下，巩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而在委内瑞拉的情况中，马杜罗政府则被建构为敌人。
特朗普政府声称，委内瑞拉是毒品贩运和恐怖活动的枢纽，而这些行动的领导者正是尼古拉斯・马杜罗本人。相应地，美国称马杜罗为贩毒组织“太阳集团”（Cartel de los Soles）的首脑，并将可令其入狱的任何资讯的悬赏金，从2500万美元提高到5000万美元。尽管有人主张这个集团并不存在，但其被视为涵盖了委内瑞拉所有武装力量的成员：这样的指认意在加大对委政府及其盟友的压力。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一种帝国式叙事正在浮现，即宣称美国有“权利”收回委内瑞拉的石油与土地，以此为其近期扣押被指违反美国制裁、运载有委内瑞拉石油的邮轮辩护。这些行动，再加上特朗普宣布将对委内瑞拉领土进行军事入侵，显示出侵略行为的升级以及战术的多样化。尽管特朗普最初曾警告媒体“不要过度解读”（此处指船只打击行动、特朗普与马杜罗之间可能的一通电话、“关闭”委内瑞拉领空等），但对于特朗普有意透过炮舰外交攫取委内瑞拉庞大石油储备的怀疑，已经得到了印证。
因此，尽管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这场冲突仍考验美国民主制度约束总统的帝国野心的能力。
为什么委内瑞拉人没有一致抗议侵犯？
在像纽约这样的地方，人们表达警惕与异议。小规模的抗议集会强调，70％的美国人拒绝与委内瑞拉开战：这一资讯最近曾在时代广场的一块广告牌上显示出来。这些由受反战运动影响的偏左组织者领导的声音，强化了长期以来“别碰委内瑞拉”的呼声。
然而，身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现在是一个更加可见的移民群体——似乎并未大规模加入这些抗议；相反，有些人正在动员起来，表达对他们受迫害的领导人、现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的支持。
这种令人困惑的、希望美国军事干预以“解决”委内瑞拉问题的现象，依托于政治极化的历史，并定义和限制了委内瑞拉境内的政治行动与想像，并存在于一个政治上有显著影响力的委内瑞拉海外群体之中。
依循这种逻辑，反对美国干预，被复制政府的反帝国主义及玻利瓦尔主义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你反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干预以及该地区可能的战争，这可能意味著你将过去10至15年我们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完全归咎于政府的责任。
这场危机在2013年总统乌戈·查韦斯去世后加剧，其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随著政府变得愈加威权），但主要通过经济与生活条件的恶化来感受。例如油价暴跌、深度负债、通货膨胀与恶性通膨飙升、食品与药品短缺、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通信、水、电等）崩溃、高犯罪率、几乎消失的工资，以及大规模政府贪腐。然而，如果我们要承认当前局势的严重性，超越这种二元思维模式是势在必行的。
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加剧，这些制裁促成了委内瑞拉经济的崩溃，导致大量委内瑞拉人外流，先是流向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然后是美国。这些单边制裁并未实现政权更迭，反而可以说是巩固了尼古拉斯·马杜罗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它们被用来动员建立高压国家机器，宣称要抵御已证实的外部威胁（其中也包括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和经证实的试图在佣兵帮助下推翻马杜罗的阴谋）。
近年，马杜罗将这些压制举动转向国内，用以打击犯罪分子和打压政治异议。可见美国干预在委内瑞拉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成果，反而使情况恶化。
极化政治想像的危险陷阱
由胡安・瓜伊多与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代表的、美国支持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在经历了多年的抗议、起义以及失败的选举竞争后，只有在外部援助与武力下，委内瑞拉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马杜罗主义与查韦斯主义。2024年7月的总统选举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想法。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因为在2014年曾试图促成政权更迭，而被禁止参选。马杜罗则在未经验证下，宣称自己战胜了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后者作为马查多的替代人选）。
这巩固了一种叙事：即一条起义式的、在美国协助下的“出路”，才是解决委内瑞拉如今这场根深蒂固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的唯一希望。
依照这种叙事，为了根除查韦斯主义的“病灶”——如今已蜕变为马杜罗主义——我们需要一个干净的起点：清除国内任何残余的社会主义，监禁所有对人权侵害负有责任的人，并惩罚——或消灭——任何曾与这个犯罪政权有所关联的人。这种思维认为：“如果需要一场战争，那就让它发生吧，这是马杜罗带来的。”该叙事进一步推论：“如果我们需要把石油与自然资源卖给美国，才能摆脱一场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所造成的集体贫困，那就让它发生吧。”
这种对查韦斯主义与马杜罗主义的本能式仇恨，在如今生活于海外的委内瑞拉人之中并不罕见。许多人将国家经济被摧毁归咎于查韦斯与马杜罗政府，同时淡化美国制裁所扮演的破坏性角色。也许人们会期望并非所有人都想要战争。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想像马杜罗及其核心圈子会承认失败并自愿离开国家，而军方将领导一场反政府起义，或者马杜罗会被美国军事行动“外科手术式地”移除，并由2024年选举的合法胜利者马查多取而代之。
这种想像包含著这样的想法：透过促成一场无痛的民主转型，使查韦斯主义与马杜罗主义不复存在，从而让委内瑞拉人免于更多集体苦难，并使他们能够回国重建国家。某种“委内瑞拉例外主义”——作为我们“富裕”石油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或许正在引导这些一厢情愿的想像；但历史警告我们，这是一种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境。
委内瑞拉的政权更迭，在美国重新获取对拉丁美洲的帝国影响力的策略中，仍然是不明朗的位置。这可能只是被强加在向美国选民展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复兴的努力上，以对抗如中国、俄罗斯等强大竞争者、重新夺回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美国最近明确表示要重申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排除非西半球竞争者的影响。
如果推翻马杜罗（委内瑞拉反对派之前多次提出，但低估了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如今大多数人处于流亡状态）并非这一策略的真正核心呢？如果马杜罗在这些武力展示后仍然保持权力，使其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封锁，持续扼杀委内瑞拉经济（类似古巴的情形），那么美国干预主义的极限，以及委内瑞拉右翼反对派所倡导的策略将会彻底暴露。
为什么美国不能也不会救我们？
支持马查多观点的一些人，是如今身在海外的委内瑞拉人，他们经历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提出的种族歧视性反移民政策。至少，他们可能有些亲属，因这些政策而颠覆生活。最明确的例子是2025年取消对委内瑞拉人临时保护身份（TPS）——这是一项重要的移民福利，使大约60万委内瑞拉人自2021年以来得以在美国合法居住并定居。讽刺的是，结束TPS的理由是，该国的条件已“显著改善”，这似乎与委内瑞拉是由毒品集团的相矛盾。
尽管存在这种明显的矛盾，特朗普总统在一件事情上始终如一：他对委内瑞拉人和所有非白人移民的仇恨。2025年3月，250名被指控为属于Tren de Aragua帮派的年轻男子遭到非人道且公开的驱逐——这是一项未经证实的指控，该指控被用来为这些男子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不公正拘留、驱逐和酷刑辩护——他们被送往萨尔瓦多的超级监狱CECOT，这是去人性化过程的又一例证。特朗普公开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应对向美国输出罪犯和毒品负责。
可悲的是，这种叙事在部分居住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之中得到了复制，并在2021年大多数乘坐飞机并持签证抵达的TPS群体，与2023年主要通过达连峡谷（Darién Gap）抵达的TPS群体之间，形成区别。后者被视为在美国给委内瑞拉人带来恶名的“边缘人”。
不论这些被部分委内瑞拉人借以声称他们值得留在美国的种族、阶级与性别方面的细微差别，特朗普政府将所有委内瑞拉人一概视为罪犯，已妖魔化了所有委内瑞拉人。因此，认为同一个政府会为委内瑞拉带来和平与民主，不仅令人困惑，而且完全自相矛盾。
需要练习政治想像
多年来，因为疲于应对和克服危机的多样化和常态化，加上近年来被强化的沉默，委内瑞拉人对这场危机的主权性回应——不论是超越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还是右翼反对派的方案——都非常有限。要发展这种能力，将需要一种政治想像力的实践、大规模动员人们超越现有路径，以及大量集体对话与疗愈。
但问题仍然存在：生活在美国、委内瑞拉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通人，是否对这一切有任何发言权。
当我们困在这场冲突中，又试图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敌对的环境中生存时，考虑这一庞大任务似乎是乌托邦的。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一个真正的民主与主权性回应，将需要跳出政治精英已经呈现的路径，这些精英的利益并不与大多数承受著冲突后果的委内瑞拉人一致。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秘鲁、智利和巴西，也因大规模且意外的委内瑞拉移民潮而受到负面影响，在这场冲突中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遵从了右翼战略，即切断与委内瑞拉政府的联系，有些甚至切断外交关系，使得委内瑞拉及其居民成为区域弃儿。这些策略非但未能削弱马杜罗政权，反而使委内瑞拉移民的生活更为困难，并在接收国中鼓励了排外反应。
此外，如果所谓的军事策略真的是为了遏制毒品走私、赴美移民，以及重新收复美国在南美的势力，那么来自该地区的统一回应也是有必要的。欧盟也有一个重要角色，但目前似乎仍在追随美国。
当这条替代路径变得更加明显时，海外和国内的委内瑞拉人应更团结，国际行动者也将围绕委内瑞拉及地区的和平与集体福祉共同集结。
然而，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在一部分委内瑞拉人当中，有令人困惑的对美国干预的渴望，以及委内瑞拉人多年来应对的关于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多种解释。说制裁对该国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不必然否认马杜罗政府的贪腐、经济管理不善、缺乏问责、人权侵害与非民主的做法。
相反，这些过程必须被视为是彼此相关的。我们还必须清醒认识马杜罗在物质与象征意义上的权力掌控。政府工人低工资是有其结构性原因的，由政府／军方促成的恩庇网络以及日常层面的腐败，已成为委内瑞拉的基本生存策略。因此，我们不能忽视那些由于武力变化而在忠诚或失望的查韦斯主义者及现政府支持者当中所引起的合理恐惧——他们不会支持目前所提出的“民主转型”。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委内瑞拉和美国政治中普遍存在压制与恐惧，这些因素阻碍了对当前威胁的任何形式的统一回应。
在我们失去所有政治能动性之前，如果我们要理解并思考真正能解决普通委内瑞拉人的苦难的方案，这些真相必须同时被考虑。如果这是所有委内瑞拉人的清算时刻，我希望教训是：战争不能成为选项。
美国军事干预只会在该国与该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马杜罗那夸张并被嘲笑的蹩脚英文信息，“不要战争，要和平”，如今已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并引起深刻共鸣。需要重申的是，美军的推进及其已造成的不公正和不必要的死亡，只会加强马杜罗对军队的掌控、并提升他的民众支持，尤其是若接下来人们期待的政权更迭未能实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