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抗议不缺席，却难以成为事件

中国民间的示威抗议并不罕见。工厂门口的劳资纠纷、售楼处前的业主维权、校门外的家长请愿、医护纠纷、乡村或工业区周边的环保冲突。疫情期间，封控措施、医疗紧张与生计中断，更曾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出大规模不满。这些事件却大部分让人感觉昙花一现：不会在不同城市复制，难以形成稳定舆论焦点，更难对政策构成长期压力。即便是2022年底，曾短暂突破地域与话语边界、多城同步出现的“白纸运动”，也最终迅速退场。

中国群体性事件“高频出现、低效转化”的矛盾特点，长期以来常被简化为官方“高压镇压”的成果。但如果将治理手法仅以“高压镇压”一词概括，目光停留在警力部署、网路删帖或事后捉捕，就会错过中国近年在治理层面发生的更深层转变。

近十多年来，中国逐步发展出一套高度成熟的治理方式。在面对群反对事件时，官方形成了精密的“治理工具箱”（policy toolkit），当中结合了实体空间的管理、数位资讯的监察、行政流程的前移，以及平台技术的日常化运作。线上线下来自不同部门、不同风格的管理手法，并非孤立措施，而是同一套逻辑在不同场域中的呈现。更多群体行动并非在爆发时被强行镇压，而是在外界意识到之前便已消散。在这套体制下，治理的成效往往体现于：事件没有形成，连结没有出现，情绪没有累积——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