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号，一场连绵数年的黎智英国安案件，经过漫长的囚禁和审讯后，终于来到宣判的日子。毫不意外地，国安法庭完全不接纳黎智英的自辩，裁定他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罪名，全部罪名成立。在法庭公开判词后，外国政要官员和组织随即跟进，发表声明甚至在记者会上直接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裁决后再次向习近平提出，要求释放黎智英，而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 （Marco Rubio）对黎智英的健康表示关切。英国外交大臣叶维特・古柏（Yvette Cooper）在周一表示，英国谴责这宗“出于政治动机、最终导致今日有罪裁决的对黎智英的检控”；黎智英因和平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而“成为中国及香港政府的打压对象”。英国首相史达默（Keir Starmer）在周三接受国会质询时，再次对事件表示关注。澳大利亚政府亦对有罪裁决“深感关切”；欧盟指出，该裁决结果“象征香港民主与基本自由正持续遭到侵蚀”。台湾的陆委会表示，这项定罪在台湾引发“深切的哀痛”。

外国政要的表态，并未对中国政府有太大的压力，中国驻英大使馆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样发表声明，批评英国及其他国家对黎智英案说三道四，公然干预抹黑香港司法，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严厉谴责。国际社会和中国反击两相不下，俨然一场严词厉语的攻防。

过去国际社会一度倾向人权外交（Human Rights Diplomacy），影响不少对各国来说“威胁国家安全”的人物的命运。然而，尽管黎智英子女都曾就“保外就医”、“特赦”的可能性向中国和国际社会进行呼吁，但这一次，在激烈的话术外交战中，这样的声音显得相对单薄。对于中国语境下的黎智英案，人权外交还有可能吗？在廿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世界局势下，舆论压力和人道主义还有多少影响力，还能如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