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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读者好，我是这篇文章的编辑，端传媒总编辑陈婉容。

2022年乌克兰战争后，跨国代孕产业链从乌克兰迁移至位于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对无法在本国合法代孕的中国委托父母而言，格鲁吉亚成了“可操作”的选项；对来自乌克兰﹑俄罗斯与中亚的单亲﹑低薪女性而言，代孕报酬则像是一条穿越贫困与负债的“捷径”。

在上一篇格鲁吉亚代孕报道中，一名中国“奶爸”对端传媒资深记者龚珏说，跨国代孕可能有剥削的成分，但并没有任何强迫因素在其中，因为代孕母亲自觉决定把自己的身体给谁使用、如何使用，本质上和上班换取报酬没有区别。但这种看似中性的市场语言，往往遮蔽了风险如何沿着阶级与性别被外包，也忽略了代孕随产业化而来的黑暗面。

今年春天，龚珏在格鲁吉亚，追访记录数十名孕母在冬天断炊、术后感染、被迫流离失所的经历；也拆解流水般的产业链如何让孕母在关键节点失去保障：合同没有保护她们的权益，公证与医疗环节马虎随便，权力牢牢握在中介与委托方手中。一位人权律师据此推动以“人口贩运”框架立案，个别负责人其后被捕，但更大的责任链条——中介、诊所、跨境办证、各国领事政策与监管真空——仍然以弱势国家女性为成本运作着。

在这篇长篇现场中，我们把代孕报道的焦点，重新放到这些女性身上。在操控产业语言的人口中，她们贪财﹑无知，懒惰﹑消极，但正如龚珏在上篇报道里写的：“她们中的许多恰恰是这种刻板印象的反面。”生存的压力与对家庭的责任感，逼着她们离乡别井，到异乡怀上俄罗斯人﹑中国人的孩子；但贫穷与不幸，却也无法抹杀她们的梦想﹑智慧，对生活的抱负，和对抗不公的勇气。

本文是全球代孕产业的第四篇，欢迎阅读已刊发的报道。未来我们还会刊出一篇格鲁吉亚代孕产业的解释性报道，一篇公卫／法律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对谈，以及龚珏在格鲁吉亚的采访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