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政策时，所谓“美国犹太社群游说组织”（例如AIPAC）的影响力向来引发许多争辩以及想像。但晚近半世纪以来，形塑政策、左右大众论述的主要力量其实不是美国犹太社群整体的意向，而是极少数拥有美国犹太社群“代表权”的头人。

这个观点来自史丹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新闻学教授和资深媒体人Eric Alterman。身为美国犹太裔的Alterman在2022年底出版《We Are Not One: A History of America’s Fight Over Israel》一书，广泛引用不同组织的档案纪录、不同人物的传记资料，以及新闻报导、民调数据、其他历史学者的研究，分析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犹太社群如何讨论以色列。他的结论是：一群极少数人绑架了整个美国犹太社群，进而绑架整个美国社会谈论以色列的方式。这些极少数的犹太裔菁英与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亦步亦趋，而且近半世纪以来，美国犹太社群的组织“彻底不是民主产生：其效忠的对象是保守派金主，而非组织领导人宣称自己所能代表的人群”。

这些少数金主不只有钱，更知道如何运用金钱影响政治，积极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主流社会的主要参考对象，同时利用各种方法压制社群内外反对的声音。虽然以色列的犹太人远比美国的犹太人更右翼，但多数时间，美国主流社会关于巴勒斯坦、关于美以两国关系的辩论，却反而比在以色列更受到压缩，即使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自由派媒体上，对于巴勒斯坦观点的陈述，甚至还比以色列的自由派大报《国土报》（Haaretz）来得更加单薄。原因正是这些寡头金主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