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籍历史学家夏思义博士的著作《Villages and Market Towns in Hong Kong》，突然大卖，现在甚至准备重印第五刷，这在有关香港的英文历史书中堪称奇迹。10年前，夏博士产生了将手上关于乡村研究的报告结集出版的念头，并从6年前开始重写和整理。这些报告是当年香港政府付费请他在地区发展前撰写、用以确认历史价值的专家报告。“不过这些报告对任何人都没有产生哪怕一丁点影响”，已经78岁的夏博士，愤世嫉俗时一副伶牙俐齿。

他高龄、身形肥大，腿脚已经不那么便利，走路需要一些慢步调的时间，说话时喘著一点粗气。但在香港和英国，他的住处都在离便捷的市中心比较远的乡村地区。我还没有机会拜访过他在香港的住处，但与我合作的编辑去过，她形容那是一套三层港式村屋的最顶上两层，要爬上一条狭窄的楼梯，在会客厅推门进去，第一印象就是挂在墙上的书法字画。

他英国家里的布置也差不多。访问那天，我一大清早七点从伦敦住处出门，大概转了三千次车，而英国火车有延误的良好习惯，加上三万年才有一班的乡村巴士，我终于在下午两点左右抵达。那是两层英式村屋，客厅、饭厅有很西式的壁炉、地毡，但也有几张藤椅和其他酸枝家具，墙上也挂满书法和字画，不少都是香港士绅所赠。夏思义说，如果走进一户充满中国风陈设的住家，那肯定是白人的居所，因为真正的华人都买 IKEA 家私。

白人身份自然为夏思义的研究带来颇不一样的视野，非学界、殖民官员的身份更如是。1972年，夏思义在剑桥博士毕业，遇上了未来我毕业时大概也会碰到的问题——当年几乎没有适合学术职缺，唯一的招聘却早已内定结果。他于是把心一横，找到一份薪高粮准、而环境和性质也相对自由的工作，便在当年十月来到香港，受过民政司陆鼎堂的训话，成为殖民地时期最后一批外籍政务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