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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婚通過六年後,為何同志家庭仍陷「社會性不孕」?

「我以前都會耐著性子在表格上註記我是同性伴侶,那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在丈夫那欄畫了大大的叉,寫上『同性戀』。」

台灣同婚通過六年後,為何同志家庭仍陷「社會性不孕」?
2023年10月26日,台北,(左)黃雨亭與 (右)章晴雯,跟家貓合影。攝:陳焯煇/端傳媒

「同婚都已過了這麼久,醫院的表格欄位上還是寫著丈夫,重新設計一張表單是要多少錢?」眼前的章晴雯語速漸快,他的情緒在字裡行間累積,悲傷與憤怒交織,但每一句話仍說得清晰有力,「我以前都會耐著性子在表格上註記我是同性伴侶,那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在丈夫那欄畫了大大的叉,寫上『同性戀』。」

章晴雯的憤怒,也混雜著焦慮,他的年齡已是醫界定義的「高齡產婦」,生理時鐘的倒數,滴答滴答地一次次提醒自己「時間不多了」。

回到2019年的5月24日,那年,台灣同性婚姻正式上路,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而今六年過去,同性伴侶可以結婚,成為合法的配偶,但像是章晴雯這樣的同志家庭,他們的生育權依然舉步維艱,難以生養孩子。

原先,在同婚合法「亞洲第一」的狂喜中,長年參與性別運動的章晴雯自是沈浸在這片歡愉中,他明白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他原先以為,同婚通過後,自己終於可以不再被差別對待。直到2020年,章晴雯與伴侶黃雨亭想開始照著原定計劃生孩子,到診所諮詢時,才知道孕前健康檢查只限異性戀夫妻。此刻,作為女同志的他才再次被敲醒,社會那條「一夫一妻」的隱形界線依舊存在;其實,現實一直都在,只是他們太開心而沒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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