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倒数第二天，我来到了一家位于九龙山附近的酒吧。除了几十平米的室内空间外，它还拥有可以承办小型音乐演出的露台。北京的冬夜异常寒冷，大风刮得人们耳朵生疼，但还是60多位裹着长款羽绒衣和围巾的观众聚在这里，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面孔，安静地等待着面前的吉他手调音。这是爱尔兰独立音乐人康大卫（David Carey）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

“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九年，只是写下这样的语句都会体会到那份时间的厚重。”在活动宣传推文中，大卫用中英双语这样写到，“生活在北京这个不断膨胀的超级大都市给我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我在这里上过班，组建过几支乐队，运营过一家让我引以为豪的文化空间……我依然对中国的人们和文化饱含热忱，但生活的铁拳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准备离开这里，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和开放之后，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不占少数。而近年来，人们对“老外”，尤其是“西方白人”这一身份的态度，也在发生着转变：他们拥有着刺眼的“白人特权”，可以拿着国际机构或学校的高昂工资，或拥有优越的外派身份，穿梭在城市中最时尚的bistro和酒馆里，享受着对标巴黎、纽约的消费环境。这似乎使他们的离开显得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但我们在谈论老外时，似乎将很多千差万别的背景信息混为一谈，从国籍、人种、工作行业，到为何来到中国，是否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之中等等……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同样是复杂的，在享受着“身份特权”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也在忍受着来自周边的恶意与歧视——两者可能在同时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康大卫的离开，以及他和插画艺术家Alice合开的文化空间小块儿的关闭尤其令人惋惜。这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他热爱中国独立音乐现场，对这里的人抱有善意，尝试并确实与此地构建了深刻的联结，却因为举办包含LGBTQ+元素的电影放映而受到警察的调查，在面临被起诉“非法工作”的风险下被迫离开。在这个故事背后的问题是，我们想要的开放、包容、多元、繁荣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环境，需要由什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