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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维权律师助理赵威参加NGO研讨会时，发现自己被疑似便衣国保（全称“国内安全保卫”，是公安机关的一个警种）的几个人在夜色中监视。她打开手机闪光灯照向其中一人，对方犹豫几秒，向另一方位打了个手势，两拨人一起撤走。

被追踪、被监控，是公民抗争运动者处于政权打压下的生活常态。但彼时的赵威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尊敬、信任、称呼为“大哥”的公民记者朱瑞峰，会利用她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创造性侵的条件。

赵威回忆，研讨会结束后，朱瑞峰自称为避免国保追踪，用他人身份证在酒店开了一个房间，然后在半夜突然压到她身上，实施强奸。侵害发生后，她耻于向好友求援、也找不到公民圈内的救济渠道、更无法报警。两个月后，“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发生，23岁的她被关押，接着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被认为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在押政治犯，半年后取保候审。

如今，住在旧金山的赵威讲述这些经历时语气冷静。八年来，公民运动被镇压至销声匿迹，而女权运动抓住网络公共舆论的微薄空间，在2018年夏天的米兔风暴里冲击并塑造了一代人的性别意识。她趟过这些巨变，努力寻找相对安全的环境，同时尽力恢复性侵和拘捕留下的创伤，但却未曾和任何亲友正式且完整地叙述那次侵犯，更未考虑过公开讲述——直到今年六月。

2023年6月2日，受台湾#MeToo浪潮鼓舞的政治工作者李元钧指控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性骚扰，点燃了中国民运圈#MeToo的星星之火。6月21日起的三天内，共有四名女性公开指控被公民运动者性骚扰，引发对民运圈生态与文化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