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華，台灣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
2006年美國一位黑人社運人士特蘭納博克（Tarana Burke）在網路上發起使用#MeToo（我也是）標籤，號召人們以同理、共感的方式，來支持遭受性騷擾的黑人女性。這個來自黑人社區的草根運動，一直到2017年美國白人女星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指控好萊塢製片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之後，好萊塢的名人效應，快速掀起臉書、推特快速轉傳性騷擾的指控，並迅速擴散到其他國家，形成數位時代最大規模的女性主義運動。
MeToo所帶起的反性騷擾運動和過往不同的是，不知名的女性揭露被有權勢的男性性騷擾、性侵害時，有另一整個社群等著聆聽她們受暴的私密故事。整個運動最大的特徵是，受害女性透過MeToo發聲，關注者則透過轉發或標籤「我也是」，讓全然陌生的人們得以跨越地理疆界，迅速產生情感連結，並要求被指名道姓的加害者予以課責。MeToo運動在美國各大城、不少西方國家引發大規模抗議遊行、南韓甚至推出一系列的性騷擾立法，在歐洲諸多被指控的政治人物以下台收場，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等好萊塢巨星則失去光鮮亮麗的舞台。
時至今日，MeToo運動在全球北方仍是以白人／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為主的反性騷擾運動，而無法更具涵蓋性的納入有色人種女性、同志、跨性別等不同性／別主體的受害經驗。另方面，全球南方的研究（註1）則顯示，MeToo的出現和一個社會既定的物質與文化條件密切相關。這包括數位科技的普及與否、文化上是否鼓勵人們公開談論性（侵）、主流社會能否接受性別平等的趨勢，以及司法究責體制對受害者而言是否友善等等。
從這樣的全球圖像來看，台灣晚到的MeToo運動就令人困惑。首先，台灣在促進性／別平等事務上有傲人的成就；包括全球少數有民選女總統的國家、四成以上的女性立委，同婚合法化更遙遙領先眾多亞洲國家。體制上，反性騷擾立法也是全球名列前矛的國度，包括《性別工作平等法》（2002）、《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性騷擾防治法》（2005），晚近還新增《跟蹤騷擾防制法》（2021），司法基礎設施也堪稱完備。
在各種文化與制度基礎設施相對充份的狀態下，何以台灣的MeToo遲至2023年6月才出現？為什麼《人選之人——造浪者》可以引爆這麼大的風暴？台灣遲到的MeToo究竟意味著什麼？自許進步、性別平等的台灣，會不會在體質上更像有MeToo障礙的南半球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