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2日，第25届台北国际书展倒数第二天，我在独立出版联盟“读字迷宫”摊位聆听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新书发表会。在仅仅半小时的发言中，林奕含几乎用所有的时间来强调一件事：我是小说的作者，不是小说中的角色。她引用导演麦可汉内克（Michael Haneke）：“传记不能解释作品，因为我们把一部电影所提出的问题和导演的生平扯上关系，以这种方式局限了作品的范围。我们对待书也是这样，而我，我一直都想直接在作品里探问、对峙，而非到别处去寻求解释。”不只如此，她还用近乎批判的态度用自己的说法再次强调：

我觉得在现在啊，读者的那个，窥隐癖，都，有点，过度旺盛了。⋯⋯我觉得大家在阅读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他们觉得“红学”就等于“曹学”。⋯⋯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曹雪芹的家谱与贾宝玉的家谱做那种幼儿式的连连看，你在《红楼梦》上便有一种失落感。我觉得这种阅读是很不成熟的。

作为一个忠诚的读者，她的立场经由这段发言，成为往后一段时间我看待她作品的立场──将真实与事实放入不同框架的强烈意识、对创作纯粹性的绝对仰望。四年后，我读到日本剧作家野田高梧在作品《剧本结构论》中对真实与事实的区辨：“我们平常在面对‘事实’或‘事件’的时候，除了满足好奇心之外，不会得到特别深刻的感动。我们的感动乃是来自于本身在不知不觉之间，从那些‘事实’或‘事件’等等未经修饰的素材当中挖掘出来的‘真实’。⋯⋯判断艺术作品价值的标准，并不在于如何确切转述事实，而应该在如何仔细讲述真实。⋯⋯由此可见，企图对于以报导事实为目的的新闻片和纪录片的现实性，以及讲述真实的戏剧片的艺术性采用同一标准比较的做法，很明显是错误的。”

当我读到野田先生的观点，我立刻想起2017年2月12日的那个晚上。然而，我却再也无法以信徒的态度将这段话或类似概念的所有说法，彻彻底底奉为我对作品／现实之立场的表述，因为林奕含在该年4月自杀了；而在她自杀之后，举目所见的媒体以及数量上的大众，几乎全部都将她的小说与她的经验直接连结，再将她的死亡与这份被联系的经验扣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