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的最早正式提出者、社會學家 Maurice Halbwachs，形容如果個人擁有某種共同的記憶，是因為經過時間和文化制度等的洗鍊，深入了某個群體的生活歷程，而承認了某個記憶的群體化。它是集體性的結果。Maurice 也提供了一種開放的價值取向，即集體記憶並非一個確定、標準、不變的概念，而是動態的，具備當下性。

當人們提起六四在當代的紀念，幾個自然產生的疑問，與Maurice的框架不謀而合：都過去34年了，我們現在為什麼還要反覆提起？這些紀念所服務的個人或集體的情感、政治動機，是什麼？這一問題在過去香港維園晚會的參與人數上也有所反映：紀念不是恆定不變的，有人多的年頭，也有人少的年頭，和當年的社會氣氛、社會事件都有關係。

集體記憶的建構也離不開公共論述、呈現，仰賴制度化的紀念條件。而這一切正在近兩年迅猛消失。不過，如果我們留意中國社會對六四的記憶，會發現它雖然不完整、簡化，但還沒有徹底斷代。香港公共記憶的空間毫不樂觀，但人們依然關注「悼念」何時「有罪」，也尋找私密地方自己紀念。不過，雖然台灣有紀念六四的條件，但六四不在當地主流的政治議程裏。

這些問題既提醒我們去了解集體記憶的建構和留存，也提醒我們幾個重要的政治現實：中、港、台雖然有過共同的歷史，但多年政經變遷下，當代的政治關懷和語境天差地別；這也導致我們對歷史事件的情感不一樣，可能是悲劇性的，知識性的，也有可能是局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