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批判社會心理學者與作家，現任台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也是台灣大學社會系的兼任助理教授）

牛津大學哲學家阿米雅・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的《性的正義》，重新探索了七〇年代女同志女性主義思想中推崇的慾望作為一種政治義務的可能，並且大膽地主張，我們的慾望皆有改變的可能，是威權政治體系與思想閉鎖了我們對慾望的想像。她認為，女性主義者對於性與解放的追求，絕對必須超越「積極合意」的想像。改變自己的慾望並非一種為了政治正確所執行的道德枷鎖，而相反地，是讓我們的慾望離開政治的束縛。

這些辯論在 #MeToo運動的當代、「積極合意」成為一般民主社會探討性權的基準之後，似乎已經終止，畢竟多數的女性主義者傾向不再去探討或區分慾望的質量或內容，無論我們的慾望對象或者形式為何，只要在場的所有參與者都「合意」，就不再需要有更多的討論。這樣的女性主義，的確可以逃離道德的哲理問題，但也將一切性的問題，再度簡化成為一個與隱私權相關的概念。

半個世紀過去，斯里尼瓦桑也置疑，當初女性主義探討慾望倫理的精神，並不應該被全數放棄，因為當我們將所有性的問題，全部塞入合意與否的範疇，不幸地限縮了女性主義將慾望作為一種政治批判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