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十一月底，我在伦敦参加了一场由“阿富汗救援组织”（Afghanaid）举办的讲座。讲座在市中心南肯辛顿区的皇家地理学院举行，会场旁边除了大名鼎鼎的V＆A艺术馆和自然史博物馆，就是一列的外国领事馆与高价餐厅。讲座参加者多是关心阿富汗的外交人员和国际援助官员。在衣香鬓影，香槟杯踫撞声不绝，侍者捧著精致点心托盘团团转的会场，我似乎是寥寥几个四十岁以下的参加者之一，也是唯一一张东亚面孔。

讲座题为“毋忘阿富汗”（Don’t Forget Afghanistan）。当晚演讲嘉宾包括《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劳埃德（Anthony Loyd）﹑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主席艾克芭（Shaharzad Akbar）﹑联合国环境署阿富汗项目经理斯坎伦（Andrew Scanlon）等。大萤幕上播放著他们在阿富汗拍摄的照片，有些叫人叹息，例如被塔利班枪击的女法官的遗物；有些令会场发出克制的笑声，例如有张拍到塔利班战士坐在小鸭造型的黄色脚踏船上游湖。

无论如何，所有讲者最后的信息都是一样的：阿富汗需要帮助。大旱和战乱使得阿富汗九成农夫都没法收成，国内粮食短缺；美国政府和世银冻结了阿富汗储备，阿富汗公务员﹑医护和教师自八月起就没有发过工资。劳埃德说：“现在阿富汗许多家庭都依赖卖孩子才能不致饿死，而且卖的多是女孩。”嘉宾们一致认同：国际社会必须尽快重启阿富汗的人道和发展援助。现场掌声雷动。

自2001年，“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开展以来，阿富汗都是西方国家的援助“热点”：单单美国就向阿富汗投入了接近1500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欧盟的同期数字是40亿欧元，另还有数以十亿来自其他国际组织。多年来，阿富汗都是全球获得最多国际援助的国家之一，更长期位居美国投放最多援助资源的国家。近年美国准备撤军，明显减少对阿富汗援助，但2019年的援助金额仍然达到40多亿美元。

但二十年后的结果，所有人有目共睹：阿富汗仍然是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和依赖援助的食租国（rentier state）。今年八月阿富汗变天，塔利班重返喀布尔，美军部队在约定撤军期限三个月后狼狈撤离，阿富汗总统简尼（Ashraf Ghani）仓皇逃往阿联酋，二十年“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终告结束。塔利班卷土重来，国际社会大为震撼，但很多关注阿富汗的人对阿富汗政府极速倒台却毫不意外。宾州大学的伊斯兰及中东史学家奥洛米（Ali A. Olomi）写道：“如果你看看1990年代，塔利班是如何得势的，你就会发现他们今日其实在干一模一样的事情。”1989年苏联自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就是打著反贪污反腐败的旗号，在农村和乡郊地区吸引了许多阿富汗人。

反恐二十年，野心家和贪婪的精英富起来了，但期望民主，期望和平的阿富汗人民却仍置于水深火热中。端传媒访问了供职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的经济学家﹑多年来针砭国际援助贪污问题的独立记者﹑熟悉阿富汗政治体制的政治学家﹑以及阿富汗反贪腐倡议者，尝试探究一个被受访者称为“百万元的问题”（a million dollar question；指重要但极其难答的问题）：为甚么长期接收国际社会的巨额援助的阿富汗，完全没有建立民主﹑和平，以及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成为能够独立运作的国家？

虽然出发点各异，但受访者们大都给出了违反直觉的答案：援助没有带来和平稳定；过去二十年，国际社会的巨额援助甚至加速了阿富汗崩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