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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邓聿文:如何判断中国当下政权的极权性质?

可以把现政权看作有某种弹性或调适能力而非完全僵化的极权政体,并称其为“回应式极权”——一种人类尚未遇到的一种新式极权。

邓聿文:如何判断中国当下政权的极权性质?
2014年5月21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人在革命纪念馆涂上中国共产党党旗。

准确地判断当下中国政权的极权性质及类型,对认识中国和采取正确的行动策略至关重要。但这也是个难题。

在多数政治评论家或观察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习近平政权是一个极权政权,它表现出了极权政体的典型特征,如领袖独裁,一党垄断国家权力且企图控制一切,意识形态的唯一性且不可挑战等。这在描述的意义上是对的。但仅有此还不够,因为即使同为极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和领袖性格下,其程度和呈现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如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以及斯大林的苏联四者之间,极权类型就很不相同。我们需要分析其中的差距,而非泛泛指称。

极权主义的英文名是“Totalitarianism”,又称全权主义,全能主义,含有全能、总体的意思,即国家控制一切,德国纳粹学者、近年来被中国国家主义者奉为导师的卡尔·施米特就把它称为“统治一切”,墨索里尼也是在这个意思上把它定义为“国家掌控一切,没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人类历史上经典的极权主义或极权政体,可能只有德国的希特勒政权、苏联的斯大林政权、中国的毛泽东政权、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以及朝鲜的金氏政权。习近平也想效仿毛泽东,宣称“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而且把它落实为政策,将党的触须深入到私人企业、外国资本、非政治性的民间组织和团体等中共过去不曾或比较少触及的领域。然而,毛泽东能做到真正将党的统治,他个人的思想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甚至大多数人的灵魂,还有一系列的制度配套,特别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位制和物资的供给制等。但现在这个配套体系没有了,虽然习时代的专政程度比过去大为强化,而且有毛时代没有的科技和数字技术相助,可要做到毛时代尤其是文革那种党/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尽管多数公共生活已经泛政治化,但毕竟不用“早请示晚汇报”,同政治关联不密切的公共空间还存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还可以发泄对国家权力的不满,虽然也存在被“喝茶”的风险。另外,它还基本侵袭不到大众的私人生活。

换言之,习即便要复制和复兴毛的统治方式,将党凌驾于一切公共空间上,其实是办不到的。这不是他的能力不够,而是历史根本不可能提供给他这个条件和机会。就此而言,四十年改革还是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这种变化堵死了中国重回毛式文革之路。现在很多人批评习要把中国引回文革,习或许有让中国在思想和观念上重回文革的想法,但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上是没办法将中国强行拉回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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